俄罗斯科学文化的发源与演变

（一）开放包容的俄罗斯文化属性

俄罗斯文化是融合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文化的兼容并包的体系。“西方-俄罗斯-东方”问题是学界研究较多的问题。俄罗斯思想家恰达耶夫首先明确地提出了这一命题。他在《哲学书简》中指出，（俄罗斯）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恰达耶夫思想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是首次在东西方文化的背景下探讨俄罗斯文化特质的问题。（恰达耶夫，2011）一般认为，俄罗斯文化中的“东西维度”问题与俄罗斯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密切的关系。早期的俄罗斯地处东欧平原，缺乏天然屏障的保护，经常受到来自东方游牧民族和西方的威胁，这些因素客观上造就了俄罗斯民族的开放性和对外拓展意识。自16世纪中期开始，俄罗斯迅速成为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由于地理位置上联系着欧洲与亚洲，俄罗斯随之也成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成为包容西方文化影响以及东方文化制约的“文明接合部”。

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俄罗斯文化“南北向度”的问题。俄罗斯哲学家利哈齐夫在《解读俄罗斯》中就明确提出，俄罗斯的问题非东西方问题，而是南北方问题，具体来说是拜占庭和斯堪的纳维亚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问题。（利哈齐夫，2003）周力在《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精神与外交》中谈道：“早在东斯拉夫部落时期，俄罗斯文化的形成就受到了来自南方和东南方的突厥文化与来自北方和东北方的芬兰-乌戈尔文化的强大影响；东斯拉夫文化和突厥文化、芬兰-乌戈尔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古罗斯文化民族起源的原生层；与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和拜占庭文化，还有南部斯拉夫的文化进行融合，形成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再生层。”（周力，2010）72在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形成过程中，受到来自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文化的影响，在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我－他”式的经常对话中，俄罗斯文化逐渐形成了自己开放包容的特质。而俄罗斯文化的包容性构成了其科学文化生长的前提。

近代科学是根植于西欧文化土壤的产物，它与西欧文化传统中的科学精神、对信仰的执着、对理性的诉求、对世俗生活的兴趣等密切相关。同样，近代科学的成长壮大也需要特定的文化土壤中和环境。来自西方的科学文化能否成功移植或嫁接到另外一个文化中，首先取决于被移植文化是否具有开放式的胸怀来进行接纳。“李约瑟难题”就涉及这个问题。早在中国的明清两代，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就试图在中国闭塞的传统文化土壤上移植西方科学。虽然他们的行为受到少数社会上层人士甚至中国皇帝的认可，但最终因为缺乏社会基础而“只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土壤中辟出了一小块西洋科学的盆景”（钮卫星，2004）。而在17世纪末的俄国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俄国开放包容的文化属性使得它不仅善于学习、借鉴、吸收其他文化的营养和精华，而且还与外来文化进行文化融合、冲突和重组，最终不断完善自己的文化特色。得益于此，西欧近代科学被有组织、有建制地引进俄国。俄国科学文化以彼得堡科学院为载体和“基地”，并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逐渐发展为社会大众认可与接受的本土文化。

（二）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摇摆

在17—18世纪俄国科学文化的衍生过程中，同样存在俄罗斯在“西方化”与“东方情结”之间的摇摆。从上文所述中可看出，俄罗斯文化中的“西方化”或者“亲欧情结”在俄国科学文化的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事实上，在彼得一世考虑将西欧近代科学引入俄国的同时，他的目光同样也瞄准东方，具体来说，是中国。这与16—18世纪欧洲文化思潮中的“中国文化热”有关。中国元代，蒙古骑兵横扫欧亚大陆，西方国家开始试图了解中国。至明代，葡萄牙、法国、意大利等国获中国皇帝的准许，陆续派出传教士来到中国（其中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最为著名），了解中国国情，研究中国文化，翻译中国文化典籍。清代早期的康熙皇帝和中期的乾隆皇帝也都允许西方传教士继续来中国传教。为了达到更有效地传教布道的目的，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国情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并将中国文化介绍回自己的国家。在他们的影响下，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中叶，中国学在欧洲成为显学。在彼得堡科学院创建过程中发挥积极影响的莱布尼茨也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还著有《中国近事》一书，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的态度，对中国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给予高度评价。

作为近邻，中俄两国很早就开始了间接民间贸易。专门研究中国经济的苏联经济学家斯拉德科夫斯基认为，“中国的丝织品、锦缎等货物早在10世纪就已经由中亚商人传入俄罗斯”（斯拉德科夫斯基，2008）42。该观点得到国内部分学者的认同。而乌克兰东方学家库尔茨（Борис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Курц，1885—1938）通过考察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古罗马史学家马尔切利努斯等人的著作做出大胆推测：在罗斯尚未出现前，中国商品就有可能通过阿拉伯人间接进入其未来领地。（Курц，1929）13世纪初，蒙古帝国向西扩张时与罗斯发生战争。蒙古人在西征以及后来对罗斯两个多世纪的统治过程中，不仅带去了东方精美的器物、服饰、茶叶等生活用品，也传播了火药^[71]、算盘、印刷术^[72]等先进的科学技术发明。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元代甚至更早^[73]，中俄科学技术交流的序幕就已拉开。

自17世纪末，俄国政府就开始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和留学生（1727年中俄政府间签署的《恰克图条约》对俄罗斯东正教向北京长期派驻、定期轮换传教团的做法给予了法律确认）。俄罗斯政府交给传教团以及来华留学生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中国寻找技术。譬如，清代学者俞正燮所著《癸巳存稿》中记载：“康熙时（1688年）俄罗斯遣人到中国学痘医，由撒纳特衙门移会理藩院衙门，在京城肄业。” 回到俄国的留学生们，很快把中国用来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法”传到了土耳其及欧洲、非洲诸国。（盂庆云，2004）210再如，1693年随伊杰斯使团来京的药剂师卡尔斯坦斯，他的任务就是“在这个国度里找寻可以入药的根茎、草和种子”（加恩加，1980）77注㉓。由此可以看出，西欧和中国同为17世纪末俄国预想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来源国”。但由于各种原因，俄国最终选择了向西方学习科学文化的道路。

这种文化摇摆性同样体现在俄罗斯民众对18世纪俄国科学文化的态度上，这实际上是俄罗斯民族文化与西方文明在科学领域的博弈。俄罗斯对于较自己发达的西方的态度复杂而矛盾，一方面羡慕、向往和热爱，但另一方面又对西方价值观充满了排斥甚至敌意。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承认自己是“憎恶欧洲的人”“敌视欧洲的人”，但又满怀深情地讴歌欧洲：“对于俄罗斯来说，欧洲如同俄罗斯一样地珍贵；欧洲的任何一块石头都是可爱的和珍贵的。如同俄罗斯一样，欧洲也是我们的祖国，啊，更大的祖国！我对俄罗斯的热爱不能比对欧洲的热爱更多。……近一百年来俄罗斯的存在都不是为了自己，而只是为了欧洲。”（别尔嘉耶夫，1996）68在西欧科学文化最开始对俄罗斯传统社会产生影响时，同样存在认可与抵触之间的矛盾。很明显，俄罗斯社会最终接受来自西欧的科学文化的目的只有一个：学习西方，最终超越西方、拯救西方。

（三）国家主义思想

近代科学在俄罗斯的产生远晚于西欧。18世纪彼得一世改革之前“现代欧洲科学在俄罗斯全境内既没有一所大学，也没有任何非宗教机构可以有栖身之处”（Шарф，2003）21。俄罗斯科学技术史专家、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认为：“在俄罗斯近代史的早期，直至18世纪，科学（或用西欧的名称为‘自然哲学’）几乎无声无息。”（格雷厄姆，2000）11

在整个18世纪，俄国科学文化的发展都与国家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发展科学被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当科学强国思想上升为治国理念时，科学文化就与政治文化捆绑在了一起。首先，“自上而下”的科学组织形式在客观上克服了当时不利于科学文化确立的负面因素，省去了俄罗斯在近代科学之路上长时间、渐进式的摸索过程；其次，以沙皇为首的统治阶级视科学为国家事业，深入参与科研活动规划与管理，并借助国家舆论机器宣传科学精神，既有助于俄罗斯在较短时间内建立基础较为扎实的科学体系，也有利于科学文化在社会思想领域的确立；最后，在效忠沙皇、争取国家利益等思想的指引下，俄罗斯本土科学家破茧而出并创造出学术辉煌，赋予了科学文化新的内涵。(www.xing528.com)

正如上文所述，彼得一世奠定了创建科学院的基础，而叶卡捷琳娜一世继承彼得一世的遗愿，完成了创建科学院的后续工作。当然此后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能对科学院给予百分之百的支持。彼得二世执政的12年中，执政党与皇权之间的斗争异常残酷，加之彼得二世更喜欢莫斯科，曾公开地表示不喜欢海军以及彼得一世引进的东西，这些都使得科学院处境艰难；1730年安娜女皇登基后，她和她的同僚虽然认为科学院对提高国家威望非常重要，也特别愿意利用科学院为一些庆典活动增光添彩，但是由于宫廷里宠臣当权，被彼得一世取消的许多贵族特权和优待也被恢复，使得学术活动与国家公务和军事比较起来，处于不利地位。由于不间断的军事行动、国家财政的混乱，科学院在那个时期经常遇到经费紧张的问题。但是在此后的一些关键阶段，来自国家政权的支持对俄国科学文化的发展来说功不可没，有时候甚至是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伊丽莎白女皇时期，正式颁布了彼得堡科学院自成立以来的第一个章程，这标志着国家通过法律手段对科学研究工作进行调控。由于伊丽莎白女皇本人的支持，近代科学在俄罗斯实现了本土化。叶卡捷琳娜二世^[74]实行开明专制制度，对俄国科学家的科研工作给予了较大的自由，不仅使得18世纪末成为俄国科学在世界科学史上的辉煌时期，也推动了科学文化与俄国社会启蒙思想的结合。

除了俄罗斯帝国的沙皇，一些国务活动家对俄国科学发展的贡献也不可抹杀。首先要提的是基里洛夫，他从1727年开始担任枢密院行政秘书，并领导印刷及制图工作。通过他与科学院的通信可以看出，他对科学院事务持续保持兴趣，并对它的需要给予关注。他不仅与科学院交流地图材料，在科学院印刷厂印刷俄罗斯帝国全国地图，帮助推广为《圣彼得堡消息报》编写的《诠注》以及科学院的其他出版物，而且是派遣科学家参加1732年第二次堪察加考察的主要推动力。在支持彼得堡科学院的俄国外交官中，除直接参与科学院创建的科洛夫金和库拉金外，还要提到一个人——康杰米尔。他在18世纪30年代先后在伦敦和巴黎担任公使，期间与科学院保持通信多年，协助科学院扩展与西欧国家科学机构的联系。此外，俄罗斯第一位内阁部长奥斯捷尔曼（Андрей Иванович Остерман，1687—1747），在俄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娜女皇的司仪塔季谢夫、米尼赫（Христофор Антонович Миних，1683—1767）元帅，以及枢密院院长、诺夫哥罗德大主教普罗科波维奇等国事和军事活动家也扮演着科学院“庇护者”的角色。他们的支持对科学院的生存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每个时期都有持科学院无用论的反对者。

应该看到，政治干预对科学文化的影响并不全是正面的。科学发展规律告诉我们，科学建制赖以存在的基础在于科学的自主性或科学的自治。正如默顿所说：“在科学获得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牢固基础以前，它需要合法化的外部来源。只是到了后来，科学对其他体制化的价值的这种依赖性才开始缓慢地发生变化。科学逐渐获得一种与日俱增的自主性，如同一个人寻求良好的体魄或个人启示一样，它声称合法性为其自身所固有。”（罗伯特，2000）18-19在俄国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科学自主性与政权干预之间的矛盾同样伴随左右。

科学研究和科学建制需要社会和国家的必要支持，但是也要防止和抵制它们不合理、不恰当的干预。如果说俄国枢密院根据国家发展需求给科学院下达科学研究课题与科学研究工作还有一定关系的话，那么皇宫给科学院布置的很多其他任务则经常远离科学。比如，政府把科学院首先看作是能够为“开明君主制”添彩的机构，因此请外国大使和重要客人参观科学院成为常态，向他们展示图书馆和珍宝馆，现场展示一些物理实验等。此外，科学院还被赋予了书报检查的职能，与科学院的本职工作丝毫没有关系。因此，院士们与官僚主义的长期斗争一直贯穿于科学院的发展历程。譬如，18世纪40年代，一些科学家就由于不满当时科学院办公厅（Канцеляр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负责人舒马赫尔的独断以及对科学工作的干涉，特别是他在分配经费时自作主张将过多的经费划拨给科学院“艺术”部分，从而使“科学”部分受损，而与他产生尖锐的冲突。最后，事情由权贵组成的委员会化解，纳尔托夫取代了舒马赫尔的位置。再如，1747年的科学院章程是在没有院士参与的情况下制定的。章程没有坚持院士们在开始阶段就争取的关于科学院自主权的尝试，反而强化了院长和办公厅在管理方面的权限，规定在没有院士参与的情况下就可以决定所有行政事宜。为此，罗蒙诺索夫带领其他院士进行了长期斗争。他在与官僚主义的斗争中表现为一个维护俄罗斯科学利益的不妥协的战士。

科学家们与政权官僚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俄国科学思想不断加深、科学家社会地位不断上升的结果，体现了科学“功利性”与“自主性”的文化冲突。科学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一旦把科学变成了追逐利益的工具，那么当科学家或科学共同体的追求与政治家（政治集团）或企业家的利益相冲突时，当科学自身发展的逻辑与政治运行的轨迹或市场运行的规则出现矛盾时，科学便可能成为强权政治限制或奴役的对象，科学发展的道路便不可避免地被政治或经济的力量所扭曲。”（李正风等，2011）130因此，应对追求科学“功利性”对维护科学“自主性”的挑战，是一个长期而重要的问题。

（四）欧洲理性主义的影响

17—18世纪，随着俄国与西欧在科学和文化上不断接触，许多自然科学和哲学巨匠在俄国已为人知晓，西方以自然科学进步为基础的唯理论的学说和观点对俄国社会逐渐渗透。西欧唯理论也称为理性主义，承认人的理性（能够识别、判断、评估实践理由以及使人的行为符合特定目的等方面的智能）可以作为知识来源，以此为理论基础形成自己的哲学方法。它认为运用抽象推理就可以达到事物及其结构，或宇宙的真理；真理不需要经验的证实，而是由具有逻辑确定性的标准来检验。其代表人物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和伍尔夫等。与欧洲理性主义相对的另一种哲学方法是经验主义，它的基本观点是知识来源于感性经验，需要用经验来验证。由于欧洲理性主义与俄国反理性主义宗教传统的碰撞，产生了一种折中的“实用主义哲学”。它不关注知识是否来源于理性，而强调知识是控制现实的工具，信仰和观念是否真实取决于它们是否能带来实际效果。

虽然近代科学被强行引入俄国，但俄国社会在很长时间里都对科学采取冷漠的态度，科学家（或科学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并不高。这与俄国人文化传统中重实用而轻理论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布留斯在他翻译的《直尺和圆规用法》的前言中写道：理论家就像一个工匠，能进行创造性的思维，但不适用（不能把他们的推测用到实处）；理论家又像工程师，（只能）在纸上征服堡垒，却不能在战场上进行战斗；理论家还像水手，但只能手捧地图和罗盘，不出家门地游历美洲。（Соболев，2004）792这段话非常形象地描述了俄国社会对科学理论的态度。

苏格兰哲学家休谟^[75]在《人类理解论》一书中主张，人类所有的思考活动都可以分为两种：追求“观念的联结”（Rеlаtiоn оf Іdеаs）与“实际的真相”（Маttеrs оf Fасt）。前者牵涉到的是抽象的逻辑概念与数学，并且以直觉和逻辑演绎为主；后者则是以研究现实世界的情况为主，一切通过实验、观察而归纳出来的知识都属于此类。无独有偶，塔季谢夫也将科学知识分为五类，分别是：需要的（如经济、医学、军事科学等）；有益的（外语、演说学、天文学、物理、化学、地理和历史等）；精致的或使人开心的（诗歌、音乐、舞蹈等）；好奇的或无用的（占星术、手相、炼金术）；有害的（所有形式的算命）。（Кузнецова，1999）47从中可以发现俄国社会完全是从实用角度来评价科学的。只有那些对俄国社会有用的科学才是俄国的发展方向。

塔季谢夫在《两个朋友关于科学和学校益处的谈话》中回忆，彼得一世曾说：我想收割大堆谷物，但没有磨坊。附近没有水，建不成水力磨坊。水在很远的地方，我又来不及挖渠道。因此我先建磨坊，以迫使后人把水引进已建成的磨坊。（Копелевич，1974）185这段话形象地阐述了彼得一世借科学院引入西方科学的步骤：既然来不及修运河，那便先建可以完成的磨坊，至于引水过来开动磨坊的事情，暂不考虑。此外，在不具备建立国民教育体系条件的情况下，彼得一世希望兼顾科学与教育的发展，使科学院能“较少亏损”（Копелевич，1974）186。彼得一世逝世后，俄国一些政客认为科学院院士的教学工作量不大（因为学生很少），而科研人员基本上是引进的人才，看不到科学的“实际的应用”，所以质疑继续花钱支持这个新机构的必要性。（Кузнецова，1999）57这些事实都是实用主义哲学的典型反映。

18世纪俄国在很多科学领域的发展都与开拓新国土、争夺霸权地位、勘测国家资源、城市建设的实际要求相关联。这不仅涉及地理、植物学、动物学、自然资源研究等，甚至理论力学、数学这类科学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客观需求的影响。彼得堡科学院院士们被指派的科学研究任务，在很多时候都是为了寻找那些能带来实际效果的问题解决方案。比如，丹尼尔·伯努利在1738年出版的著名的《流体动力学》前言部分中写道：这本书的主要部分（体力学和液压研究）是在彼得堡科学院的指导、倡议、支持下完成的，所有努力的目的在于通过科学来推动社会利益的增长。（Бернулли，1956）9再如，为解决造船和航海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包括在离岸数百海里的大海中精确地确定舰船的位置等），数学家L.欧拉根据科学院的指令在1749年出版了两卷本的《海洋科学》。当然，以上两本著作中不仅包含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力学中的纯数学研究成果在造船和航海中的应用），也有相应的理论归纳，对力学、物理学各个分支的进步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18世纪下半叶，罗蒙诺索夫建立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化学实验室，标志着科学院的科学研究开始减少功利主义色彩，逐步走上理性主义（或者称为“纯科学”）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