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体结构看，代表俄国科学文化的群体在当时的俄国社会中不占主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合作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马克思等，1995）52换言之，社会主流群体应该是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群体。由于18世纪的俄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贵族国家，因此这个群体首先是贵族。此外，还包括随着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活动的发展而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工商业者。但是，这两个群体都不是科学文化的主要承载者。
早在彼得一世在西欧寻找科学技术的时候，彼得一世对贵族寄予了厚望。因为贵族最有机会接触到西欧文化，也可能是当时最具备吸纳西欧文化的基础的群体。彼得一世派遣贵族到国外考察或学习，希望通过他们将西欧的科学知识带回俄国。比如，1697年初彼得一世在发给出国考察的御前大臣的训令中明确要求，“熟习绘图或地图，指南针及其他航海标记；掌握作战和普通航行中的船舶知识，熟习一切器具及工具”，而且他还强调，要有相关长官的签字和盖章证书，“证明未亏职守”。（普列汉诺夫，1996）4-5克留切夫斯基评论道：“彼得一世想使贵族成为欧洲军事和航海技术的苗圃，但他很快便发觉技术知识很难灌输到这一等级，俄罗斯贵族很少也很难成为工程师或船长，而且他们所学到的知识在国内也很难实用。”他还举例道：“缅希科夫曾同彼得一道在沙尔坦爬横桁，学习制作杠杆，但在本国却成为一名陆地的省长”。（普列汉诺夫，1996）6贵族不愿在国外学习科学知识的主要原因大约是语言不通、科学知识深奥以及不愿受到约束。此外，贵族们在国外生活的清苦与其在国内显赫的地位形成的强烈对比也使他们无心学习。虽然从整体上看，贵族在国外还是学习到了一些科学知识，但远远没有达到派遣他们的目的。相对于科学知识而言，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一定在学习礼仪上更有兴趣”，或者更关心军职上的升迁。（普列汉诺夫，1996）14对于俄国大贵族来说，他们是彼得一世改革的反对者，自然不会支持彼得一世由西欧引进科学的做法。在整个18世纪，虽然也有一些身处高位的贵族认识到科学知识的重要性，甚至希望自己的子女在学习科学上多花些时间，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同样，社会地位日益巩固的工商者阶层关注的是经商和贸易，他们对科学知识依旧不感兴趣。
18世纪代表着俄国精神信仰的东正教会也没有参与俄国科学文化的创建。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东正教与天主教或新教有很大区别。近代科学产生在天主教文化中心，在西欧科学历史上，可以找出很多在科学领域做出巨大贡献的天主教徒。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大科学家都是天主教徒。而新教伦理与科学精神也能找到共同点。比如，新教倡导质疑和求知的精神，主张通过与上帝的直接沟通对旧的思想体系做出新的阐释，“新教中神学与形而上学分离、救世逻辑与自然秩序分离、信仰与知识分离、好奇心与求知欲被合法化，为科学地解释世界和促进科学发展创造了条件”（冯增俊，2002）135。默顿在《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中系统地论证了清教伦理若干原则对科学发展的促进作用。而在18世纪的俄国，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正如苏联科学家、俄罗斯科学文化史大家维尔纳茨基所说：“在当时的俄国，形成了科学和教会两种世界观，两者之间没有交集；那个历史时期的科学以及科学价值观与东正教的世界观是不相容的，因此它们基本上也不会与东正教及其教徒发生碰撞。对东正教会来说，数学等科学知识是陌生和无法理解的，因为它们已经超出了东正教的视野范围。”（Вернадский，1988）或许正因如此，客观上造就了18世纪的俄国比16世纪的西欧更加自由的学术风气。(www.xing528.com)
以上因素导致了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在科学文化领域，占主导地位的不是传统的贵族阶级（虽然18世纪俄国的科学与文化改革主要面向贵族阶层）或教会，而是以罗蒙诺索夫为代表的来自平民阶级的科学工作者。因此，有俄罗斯学者将其称为这一时期俄国的“文化革新”（культурная новация）。（Кузнецова，199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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