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共同体与科学精神：合力推动科研进步

“共同体”（社区）系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еrdinаnd Тönniеs）于1887年在其成名作《共同体与社会》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社会学概念。在他看来，“共同体”（社区）是通过血缘、邻里和朋友等关系建立起来的，以“本质意志”为基础的有机整体，而与之对立的“社会”则是靠人的理性权衡（即“选择意志”）而建立的人群组合。1942年，英国科学家、哲学家波兰依（Мiсhаеl Роlаnуi）在《科学的自治》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科学共同体”（Sсiеntifiс соmmunitу）的概念，即由具有共同信念、价值、规范的科学家组成的社会群体。他认为，“今天的科学家不能孤立地实践他的使命。他必须在各种体制的结构中占据一个确定的位置。一个化学家成为研究化学的专门职业的一个成员；一个动物学家、一个数学家或者一个心理学家，每一个人都属于专门化了的科学家的一个特定集团。科学家的这些不同的集团共同形成了科学共同体”。（沈铭贤，2013）

1724年成立的彼得堡科学院是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个科学共同体。正如美国科学史学家普赖斯（Dеrеk Рriсе）在《小科学，大科学》（1967）中指出的，“与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艺术家不同，科学家需要同行们的承认，科学家的象牙塔必须是一幢可容纳他及其同行的大厦。”（普赖斯，1982）60随着科学研究在俄国开始成为一种具有自身价值的、相对独立的职业化社会劳动，科学知识的生产也自然由传统的个人行为转变为集体协作的社会活动。而维系这个科学共同体的纽带正是科学精神、科学信仰以及科学规范等。这些则是科学文化形成的标志。

如果从源头上进行考察就会发现，俄国科学文化在17—18世纪的出现与确立具有一定偶然性。近代科学在欧洲产生的实践告诉我们，科学的产生是多种特殊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因素包括：其一，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工商阶层的出现，正是他们保障了对科学发明与研究成果的需求；其二，接近于科学理性的新教思想的出现；其三，教育的普及。而这些条件在18世纪俄国创建彼得堡科学院时并不存在。仅举两例，17世纪中期，当英国宣布成立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共和国的时候，俄国却颁布了确立农奴制的法典，这意味着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将在俄国长期存在。当时的俄国在经济上、文化上也远远落后于西欧先进国家。根据俄罗斯学者米留科夫（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люков）的统计，17世纪末，俄国总人口为1600万，平均2400人拥有一本教科书，到18世纪末，总人口增长至2600万，但1573人中只有一人在世俗学校学习过。（Кузнецова，1999）15由于教育和科学水平的低下，大多数俄国人并不知道近代科学为何物，更谈不上拥有自己的科学研究机构和本土科学家。

从俄罗斯文化传统上来看，反理性的宗教文化传统也不利于科学文化的出现。反理性主义是俄罗斯宗教传统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与探索大自然所需的科学在实质上是不相容的。18世纪之前俄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之所以落后于西欧，与此也有关联。构成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是源于拜占庭的精神和艺术。不可否认，拜占庭神学解释中的自然哲学观点会对俄罗斯传统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也应看到，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将基督教定为基辅罗斯的国教时，他为自己的臣民选择的基督教不是来自罗马教皇，而是君士坦丁堡。由于语言差异等原因（罗斯东正教通常使用的是古斯拉夫语，与希腊语有关联，但和拉丁语差别较大），客观上造成了俄罗斯文化与拉丁文化的剥离和隔绝。在拉丁文化中，存在观察、探索自然现象的传统，习惯通过知识和理性形式走向最高境界。与之不同的是，拜占庭文化最本质的内容则是信仰，其兴趣点不是自然界和世界观，而是人的“精神体验和精神道路”。因此，与自然科学比较起来，他们更倾向于能表达人的精神与情绪的艺术。以教堂风格上的反映为例，中世纪西方天主教堂试图深入探究神性自然的秘密，而在拜占庭和俄国的教堂中更倾向于表达一种凌驾于人类固有特征之上的对神的虔诚崇拜。教堂中面部威严的圣像看起来像某种先验的存在，给崇拜者带来神圣的敬畏。基督被理解为神的化身，而人类的特征隶属于神力的伟大。这种神秘的深思往往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因此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当15世纪末天主教徒达·芬奇已经开始设计飞行器并绘制草图、哥白尼已提出宇宙体系思想的时候，俄国正在提心吊胆地等待世界末日。因为按照希腊神父的预言，自耶稣诞生之日起计算，世界只能存在一千年。（Новиков，1960）8

此外，自10世纪“罗斯受洗”以来，希腊东正教传统逐渐植根于俄国文化土壤中，俄国社会对从西方传入的天主教一直持怀疑甚至厌恶的态度，自然对来自天主教中心的西欧近代科学也不会产生好感。(www.xing528.com)

当时，科学院在西欧也刚刚起步。建科学院无疑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绝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难怪彼得一世在改革过程中赖以依靠的一些最亲密的幕僚对于此事也有不同看法。比如塔季谢夫就反对建立科学院，他认为“如果没有初级的学校教育，这种耗资巨大的科学院毫无用处”。连当时这样的大学者都持如此看法，不难想象，这一改革在彼得一世周围的人士中间并未得到多少赞许。（苏联科学院历史所列宁格勒分所，1994）203俄罗斯历史学家也认为，这是一个“冒险”的想法，可能彼得一世本人并未完全意识到在当时俄国“松动的、多沼泽的”的文化土壤上建立科学机构的难度。（Кузнецова，1999）23另外，还要注意到一个历史细节：彼得一世正式启动创建科学院工作的时间是1723年。1700—1721年俄国与瑞典历日旷久的北方战争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阻碍了创建科学院这一设想的实施，只有在北方战争获胜的条件下才使得彼得一世有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换言之，何时启动科学院的创建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北方战争何时能以俄国获胜而结束。这更加印证了上述“偶然性”。

在研究彼得堡科学院的创建过程时，不能不考虑到彼得一世这位被恩格斯称为“真正的伟人”的成长经历与个性。彼得一世成长的年代，正是俄国走向西方的时代。大批外国科学家、艺术家进入俄国，为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彼得一世近距离接触西欧文化提供了可能。而彼得一世从小就表现出来的对科学和技术的兴趣是其科学思想形成的天然基础。少年时代，有两件事情对彼得一世科学思想的形成具有启蒙作用。第一件事是他16岁得到一个星盘仪。这激发了他对数学、天文学的兴趣，从此跟随老师系统学习数学等相关知识。另一件事是他在先辈的废弃物中找到一艘小艇。这激发了他对航海的兴趣，也使他迷上了海军和造船。（卡芬加乌兹等，1997）733在日后成长过程中，彼得一世的科学思想与政治抱负相融合，才有了后来“大使团”活动期间的“科技之旅”。

从彼得一世治国方式的角度来看，彼得一世时期国家管理的一大特点就是：引入新制度非常坚决，而且付诸法律。比如，1714年1月20日俄国颁布法律，规定贵族子弟如未获得实验中学的结业证书，就不能结婚。同样，这种“自上而下”创建科学院的举措，也应该归功于彼得一世个人的科学思想和铁腕治国手段。正如列宁所说，彼得一世“曾不惜用野蛮的斗争手段对付野蛮，以促使野蛮的俄罗斯加紧仿效西欧文化”（列宁，1995）526。在俄国17—18世纪的文化中，彼得一世是一个先驱者。虽然不能说俄国人民并未参与那个复杂的文化现代化过程，但必须承认，彼得一世本人的思想和改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其背后的支撑力量是绝对君主制在俄国的确立。正是专制制度保证了彼得一世的科学思想得到贯彻和执行，因此它是新的科学文化得以确立的决定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