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科学的特色制度及推广过程

整个18世纪，彼得堡科学院是俄国唯一的科学中心。相应地，在彼得堡科学院工作的职业科学家也是整个18世纪俄国的主要科学力量。正如苏联著名物理学家谢尔盖·瓦维洛夫^[43]所说，“18世纪和19世纪初，（彼得堡）科学院就是俄罗斯科学的同义词”（Осипов，1999）30。所以，可以认为：彼得堡科学院在科学组织方面的特色也代表着俄国科学制度的特点。

不可否认，彼得堡科学院借鉴了柏林科学院、巴黎科学院的运行模式，但俄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它具有区别于西欧科学院的特色。比如，彼得堡科学院在创建之初的名称为“科学与艺术研究院”，艺术在彼得堡科学院中占据了较为重要的位置。这里的“艺术”不单指绘画、雕刻等视觉艺术和造型艺术，更多地特指地图、建筑图、机械图、动植物图和人体图的绘制以及试验仪器的制备等“工艺”。再比如，与一般西欧的“科学中心”不同，彼得堡科学院除致力于传统的科学研究外，还承担了国民教育、科学普及、民族文化成果保存等多项任务。

（一）自上而下的组织形式

“在欧洲其他国家，最早的科学院或科学协会大多是依靠科学家群体‘自下而上’推动建立的，而彼得堡科学院的创建则正好相反。”（鲍鸥，2012）50以彼得一世为首的统治阶级确立了建立欧洲强国的目标，产生了“科学强国”的思想，但是由于18世纪初的俄国在经济、文化、教育上均远远落后于西欧先进国家，并不具备产生或接纳西欧近代科学的社会基础，因此科学组织的工作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来完成。也就是说，彼得堡科学院自创建伊始就与国家政权捆绑在一起。

首先，以俄国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在彼得堡科学院的创建和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彼得一世虽然奠定了创建科学院的基础，但并未完成这项工作。1725年1月28日（旧历），当俄国与被邀请来俄工作的西欧科学家的谈判进行到最紧张的时候，彼得一世逝世。很多对彼得一世改革持有异议的枢密院官员趁此机会极力宣扬科学院“无用论”，认为最好把给它的经费节省下来。后来又发表意见说，科学院唯一的好处就是出版日历和报纸，而它出版的那些关于高等数学、古人类研究、解剖观察的出版物对俄国的实际利益很小。在此情况下，原本有意赴俄工作的西欧科学家也开始担心科学院未来的命运。2月23日，彼得一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一世签署命令，在宣布彼得一世逝世消息的同时，表示将继承彼得一世对彼得堡科学院的政策，继续对其给予支持。她还建议那些签署了合同的科学家按期前往彼得堡。该命令通过格罗夫金和库拉金对外发布后，立即打消了已签约科学家的疑虑。1725年，科学院几乎所有的空缺都按原计划被填补。由此可见，叶卡捷琳娜一世在科学院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后来，伊丽莎白女皇批准了彼得堡科学院历史上首个正式章程（1747年章程），并对罗蒙诺索夫等俄籍院士的学术研究以及发展国民教育的实践活动给予大力支持，推动了近代科学在俄国的“本土化”，奠定了俄国国民高等教育体系的基础。而叶卡捷琳娜二世实行“开明专制”制度，对科学家的科研工作给予了较大自由，她把当时已经几乎全盲的数学家L.欧拉再次请回彼得堡科学院工作^[44]，曾批准斥资2000卢布用于购买开普勒的所有手稿；还亲自光顾一些科学家的实验室，成就了俄国数学等领域的辉煌。亚历山大二世^[45]等俄罗斯皇帝在执政期内都把保护、发展俄罗斯的科学和教育列入国家发展战略进行统筹安排，促进了国家的科学发展。

其次，虽然彼得堡科学院在国家机构系统中的地位没有专门文件予以确定，但国家实际上对科学院的活动行使了较大管理职能。具体表现是：俄国政府将科学院纳入国家行政体系，将科学院的研究人员确定为国家公职人员，并根据“官阶表”（Табель о рангах）为其核定相应级别；整个18世纪，科学院院长均由沙皇任命，院长兼任科学院的政府监理官（1733年布留缅特罗斯特被降职并失去院长职务的事例证明，失宠于皇室的院长是干不长的）；1724年科学院《章程草案》和1747年章程均由政府审批，其中1747年章程的制定被俄国政府视为外交事务，章程首先由外交部进行审批，这可能在世界科学院史上都绝无仅有；枢密院根据国家发展需求给科学院下达科学研究课题或交办其他任务，部分科学成果甚至被定性为“国家秘密”（比如地理考察后形成的地图、地理考察报告）等。

（二）由外至内的发展路径

18世纪俄国本土科学家的缺失决定了彼得堡科学院只有依靠“由外至内”的路径才能快速发展。

在建立之初，彼得堡科学院的17位研究人员全部来自国外，许多人都已在本国获得教授职称并在欧洲享有相当知名度，而且其中不乏L.欧拉、伯努利、哥德巴赫这些后来成为世界级科学大师的人物。据统计，从1724年至1736年，在彼得堡科学院供职的40个院士及研究助理，有32人来自德语国家，其余12人来自欧洲其他国家（Смагина，2003）47；整个18世纪，在彼得堡科学院供职的110名院士（或研究助理），75%是外国科学家（包括67名德国人、7名瑞士人、5名法国人、2名瑞典人、1名英国人、1名西班牙人）（Невская，2000）7。这些外国科学家成为支撑俄国科学体系的重要力量，在提升俄国科学研究水平、培养俄国本土科学家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科学发展“内在论”观点的持有者往往强调科学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内在规律性。而科学发展的第一个基本特点就是科学知识的历史继承性：“科学不是某一个时代、某一个民族、某一个阶级的产物，而是全人类在所有历史时期内不断积累起来的知识的结晶。”（李佩珊等，1999）结束语由于俄国科学从一开始就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因此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并逐渐走到世界科学舞台的中央。譬如，在数学领域，L.欧拉创立了俄国第一个数学-力学学派，培养出包括数学家科捷利尼科夫^[46]、J.欧拉^[47]、富斯^[48]、舒伯特^[49]、古里耶夫^[50]、天文学家列克谢利^[51]和物理学家戈洛温^[52]等几位未来的彼得堡科学院院士。L.欧拉的学生继承其学术思想和成果，在数学、力学、天文学等领域编写出一系列经典教科书，对俄国相关学科的后续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再如，在天文学领域，在法国天文学家德利尔的帮助下，俄国第一座天文台得到发展；后来著名的彼得堡普尔科沃天文台^[53]也是根据德利尔的弧度测量方案而建立的。此外，德利尔还创立了著名的彼得堡天文学学派，培养了波波夫、鲁莫夫斯基、伊诺霍德采夫^[54]等俄国第一批天文学家。（鲍鸥，2012）70

（三）科教一体化的独特思想

早在12世纪末至13世纪上半叶，随着欧洲教育思想的传播，对科学知识需求的增长，科学与教育活动职业化必要性的凸现，在欧洲开始出现并发展“大学”，并逐渐以大学为基础产生了专业性的科学协会或科学院。在18世纪的西欧，大学已发展成为国民教育中心，而科学院则是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单独机构。彼得堡科学院在创建之初虽然只设置了数学、物理和人文科学等三级学科，但囊括了在西欧相对独立的三大机构：科学院（专职进行科学研究）、大学（向年轻一代传授科学知识）、高级中学（为各大学培养后备生）（格奥尔吉耶娃，2006）170，体现了“科教一体化”（即科学与教育结合）的独特思想。在此之前，西欧各国中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诞生在科学院内部。而彼得堡科学院把科学探索、培养科学家、开展教育活动三项功能集中在一个机构里，一帮人马、统一领导、统一财政预算。这种“科教一体化”模式在世界史上当属首创。

“科教一体化”的创举取决于俄国当时的特殊国情。彼得一世认为，考虑到俄国当时的状况以及“学生和老师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俄国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一方面，利用国家财政单独开设大学非常困难；另一方面，在俄国建立大学的条件还不具备，在中学都还不存在的情况下，建立大学“不可能带来多少益处”。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既要“使得国家不断增长知识的荣耀扩散”，又要“让教育使得人民受益”的机构。（Копелевич，1974）186-187此外，虽然以莫斯科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为代表的教会学校在彼得一世时期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但彼得一世不想让大学教育落入教会之手。在他看来，如果大学受控于教会，则国家对教育的控制就会变得很艰难。

彼得堡科学院《章程草案》中规定：科学院“最好的科学家”应该承担发展俄国教育的义务，包括：第一，院士有义务把个人的研究成果和科学进展编入教科书，定期开设面向社会的科学公开课（每位教授在每周中需要授课4天，每次1个小时，所有课程时间从早上7点持续至晚上18点）（Алферов，2010）50；第二，每位院士有义务挑选并培养1—2名可能成为“研究助理”的“大学生”，在保障足够生活费的前提下，让这些大学生担任科学院附属中学的老师，给中学生们教授最基础的科学知识，以便他们以后能运用科学理论。由此可见，科学院的人才培养是通过“院士—大学生—中学生”的教育活动路径进行的。（Копелевич，1974）187-188

“科教一体化”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有利于打破科学院在科学文化中一枝独秀的局面，使得大学有机会成为另外一个科学文化中心。特别指出，直到今天，俄罗斯政府依然坚持“科教一体化”的政策，力争打造科学院和大学两块科学阵地。两者既相互竞争，又相互支持、取长补短。如今，科学院的学者在大学内领导教研室以及科学院与大学合作实施科学研究项目的例子在俄罗斯比比皆是。

（四）开放活跃的学术环境

或许正如莱布尼茨所说，在俄国这片未被开垦的土地上建设科学院，既可避免以前在别国科学院创建之路上所走的弯路，也可摆脱在别的老牌科学院中可能存在的一些条条框框。这种独特的创建环境加上“由外至内”的特殊创建过程和发展路径，决定了彼得堡科学院开放式的学术环境。

首先，科学家流动频繁。彼得堡科学院对来自西欧的科学家实行“合同聘用”制，对科学家的离开或重返并不设置障碍。比如，第一个签订合同的植物学家巴克斯鲍姆在1727年离开了彼得堡科学院。此后，数学家丹尼尔·伯努利和赫尔曼、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比尔芬格也先后离开。至18世纪40年代末，彼得堡科学院第一批院士或去世或离开彼得堡。（Копелевич，1974）226此外，西欧科学家往返俄国与他国之间的情况也并不少见。L.欧拉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学术交流、合作和竞争均形成机制。创建伊始，彼得堡科学院就开始实行“学术报告会”（научные собрания）制度。除每周两次的院士内部学术交流会议外，科学院还定期举行对外公开的学术报告会（1725—1733年，公开学术报告会每年举办一次。1742年，该制度得以恢复）。在这些学术报告会上，报告人和与会者之间毫不避讳展开世界观和科学理论的尖锐争辩。在1725年12月27日举行的科学院首次公开学术报告会上，比尔芬格与赫尔曼就在地球形状问题上各执一词，就笛卡尔自然哲学与牛顿力学理论的分歧展开辩论。^[55]比利芬格与丹尼尔·伯努利之间也曾产生尖锐的辩论。这场辩论虽然名义上是关于确定大海宽度方法上的争论，但实际上是比利芬格的“形而上学”遭遇了解释自然现象的牛顿理论。在彼得堡科学院没有科学教条主义，不仅科学家可以在学术报告会上自由表达观点，而且科学院对科学论文的发表也没有任何特别限制。

根据1747年彼得堡科学院颁布的新章程，科学院每年均针对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自然科学和技术问题，举行面向全世界科学家的有奖学术竞赛活动，涉及电力产生的原因、行星引力影响下彗星的运动、光在不同密度的物体中的折射、消色差透镜的制备、造血关键技术、从矿石中获取金属的最佳方法、金银分离方法、防止树木腐烂的方法、利用火力和蒸汽推动的机械原理等广泛领域。这种鼓励学术竞赛的方式，经常能引发学术上的讨论甚至争论，成为促进学科发展、推动新发现的重要推动力。(www.xing528.com)

譬如，1749年举行的首次竞赛上，L.欧拉提出的题目是“通过观察而获得的关于月球运动不平衡（周期性偏差）的观测资料和数据是否符合牛顿引力理论”。竞赛引发了激烈争论，许多欧洲著名科学家参与其中。最后，法国数学家克莱罗^[56]的论文《关于月球的理论》（Тhéоriе dе lа lunе，1750年发表）获奖。该论文对月球的运动规律做了数学描述。通过此次学术争论，学界消除了对万有引力定律的质疑。1759年，彼得堡科学院就植物性别和杂种的研究课题举行有奖公开竞赛。瑞典植物学家林奈^[57]凭借《论植物的性别》一文获奖。他利用婆罗门参属（菊科下的一个属）的两个种进行杂交实验，在对相关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植物性别”的概念，对植物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彼得堡科学院不仅鼓励学术竞赛和学术辩论，也强调学术合作。1724年的《章程草案》规定，在实验中需要加强不同专业科学家之间的相互合作（比如解剖学家与力学家之间的合作等）。这种既自由开放，又强调合作的学术风气推动了年轻的彼得堡科学院的快速成长。

最后，对外学术联系成为常态。自1726年起，彼得堡科学院向伦敦、巴黎、乌普萨拉（瑞典城市）等城市发送本院的首批学术出版物。得益于与国外科学机构有效的图书交流，彼得堡科学院图书馆的藏书变得足够丰富，为读者了解世界最新科学技术成果提供了便利条件。科学院的学术杂志《评论》（Комментарий）以及后来的《新评论》很快在欧洲图书市场拥有较大需求，并被莱布尼茨创办的《新博学学报》（Nоvа Асtа еruditоrum）等西欧多家科学杂志评论。考虑到欧洲图书市场对《评论》的巨大需求，来自博洛尼亚（意大利城市）的私人出版社再版了《评论》的前6册。1747年以后，新版《评论》出版更加频繁。1747年至1775年，共出版20册《评论》。杂志中刊登了罗蒙诺索夫、L.欧拉等著名科学家在低温反应、大气电学、地理、天文等领域的科学论文，受到国际科技界的关注和重视。

科学家之间的学术通信也逐渐频繁。譬如，德利尔与世界上所有大型天文中心保持着学术书信交流，甚至包括遥远的北京。由于科学院享有免费寄信的特权，科学家们有义务向院士会议提交自己收到的信件以及回复，信件往来中的信息也就成为全体院士的共同财富。为进一步扩大与西欧科学界的学术思想交流，彼得堡科学院还积极聘请当时最有名的外国科学家担任名誉院士。除免费获得科学院的主要出版物外，部分名誉院士每年能获得100—200卢布的薪酬。（Копелевич，1974）224-225

18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克莱罗、詹姆斯^[58]、拉孔达明^[59]、林奈、穆森布罗克^[60]、拉凯叶^[61]、博斯科维奇^[62]等欧洲著名科学家以及远在中国北京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63]成为科学院的外籍名誉院士。（Микулинский еt аl.，1977）401759年，彼得堡科学院设立“通讯院士”称号。该称号最早源自彼得堡科学院与俄国外省科学家之间的联系。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科学家是地理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雷奇科夫^[64]。他全面深入研究了奥伦堡边疆区的自然与经济，著有《奥伦堡历史》和《奥伦堡地理》。据统计，在18世纪彼得堡科学院的名誉院士和通讯院士中，有160多名外国科学家。相应地，L.欧拉、罗蒙诺索夫、鲁莫夫斯基、列皮奥欣、帕拉斯^[65]也成为国外科学院的名誉院士。

科学不是职业科学家的专利，向社会大众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理念、方法和精神是职业科学家应尽的义务。历史告诉我们，科学普及与科学家的科研工作不但紧密相连，而且互相辉映、融为一体。如果没有伽利略等人的宣扬与普及，即使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也难以掀起近代科学革命的风暴；如果没有赫胥黎斗犬般的维护与宣传，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也不会逐渐深入人心。（朱效民，2000）

彼得堡科学院并没有“闭门造车”，而是通过一系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介质和手段，积极与外界互动，向社会传播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

其一，院士公开课。彼得堡科学院从创建伊始就向社会大众打开大门。1726年1月24日，科学院院士正式向社会各阶层开放公开课，为来自俄国各地追求科学的年轻人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为吸引更多听众，公开课的安排以及相关通知提前10天就分发至各有关单位，并在彼得堡大街上张贴。那个时期公开课的主讲人基本是外国人，他们或使用拉丁语，或使用德语。如果说语言障碍对听众的出席和接受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的话，那么到了18世纪下半期，这个障碍已不复存在。随着近代科学在俄国逐渐本土化，俄语作为科学语言的地位也得到提升。1785年至1802年，用俄语讲授、面向所有科学爱好者的公开课成为彼得堡文化生活中的亮丽风景线。这些公开课几乎全部由俄籍院士或研究助理讲授，涉及数学、物理、矿物学、自然历史等多个领域，吸引了大量听众。

其二，科学出版物。彼得堡科学院的经典学术杂志是《评论》，类似于巴黎科学院的《学术论丛》（Мемуарам）。杂志把读者定位于外国人，因此用拉丁文出版。其间仅有一期曾尝试用俄语撰写内容摘要，但不成功。1728年，彼得堡科学院开始定期用德文和俄文为《圣彼得堡消息报》编写《诠注》（Примечания 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м Ведомостям），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份科普类刊物。最初《诠注》只是对《圣彼得堡消息报》上的文章进行评论，但从1729年起，《诠注》开始自主刊登数学、化学、自然、天文、历史、哲学等领域的科学论文。科学院几乎所有的教授和研究助理都参与了这项工作，他们就科学问题撰写通俗的描述文章，介绍俄国国内外的仪器、发明等。与《评论》不同的是，《诠注》中出现了关于文学及思辨哲学问题的文章。《诠注》曾于1742年停刊，并在1765、1766、1787、1791年几次复刊（Берков，1952）。根据罗蒙诺索夫的建议，彼得堡科学院在1754—1764年每月定期用俄语出版科普类《公职人员娱乐教育月刊》^[66]（Ежемесяч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к пользе и увеселению служащие），刊登各类与科学有关的文章或翻译作品，印数近两千份。除科普杂志外，彼得堡科学院还在印数很大的日历上刊登科普文章。

随着科学知识和思想在俄国社会的不断普及，对科技书籍的需求也在猛增。据统计，18世纪60年代以前科技书籍的平均出版量是每年18本（这一时期出版了1134本书籍），而18世纪60、70、80年代的出版量则分别快速增加至每年105本、146本、268本。（Микулинский еt аl.，1977）23-24

其三，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建立于1714年，当时被称为“皇家图书馆”，其历史早于科学院。国家图书馆免费向公众开放，促进了大众对近代科学的接受，是俄国进行科学普及的重要介质。

事实上，俄国早在彼得一世时期之前就出现了图书馆。当时规模最大的图书馆隶属于基辅神学院，在17世纪的藏书量有3500余册。但其中大部分书籍仅涉及历史、神学、哲学领域，有关自然科学的书籍很少。与基辅相比，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科学藏书相对丰富，但同样不占主流。在医务衙门、地理事务衙门等政府部门的图书馆以及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等地方有一定数量的科学藏书，但这些书的收藏是无意识的，数量不多。

彼得一世时期的“皇家图书馆”是俄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图书馆”，其所藏书籍不仅涉及传统的历史、哲学领域，也涵盖数学、物理、天文、力学以及一些实用科学等领域。在创建之初，图书馆的主要书籍来自教育程度较高的波罗的海三省（旧称“近波罗的海边疆区”或“奥斯特泽伊边疆区”），是俄国占领后，在当地图书馆收获的“战利品”。仅在拉脱维亚的米塔瓦（叶尔加瓦的旧称）就收获2500册图书。但这些书籍不是图书馆科学书籍的主体。1718—1719年，彼得一世的宫廷医生阿列斯金等人的私人科学藏书逐渐进入图书馆，使得图书馆在医学、物理等领域的藏书日益丰富。1727年和1735年，科学院图书馆获得彼得一世与布留斯男爵的私人藏书，这进一步扩大了图书馆的科学藏书量。

1728年，彼得堡科学院获得对进口俄国新书的鉴定权，科学院图书馆自此开始系统地从国外进口科学书籍。科学院的通讯院士、外籍院士、传教士等有权获得进口书籍。根据1742年出版的3册图书馆书籍目录记载，当时图书馆的藏书量已高达15000册（其中包括丰富的东方学藏书），堪称欧洲大型图书馆。在很长时间内，该图书馆都是俄国国内唯一对公众开放的国家图书馆。

其四，珍品陈列馆。珍品陈列馆是彼得一世授意建造的俄国第一座国家博物馆。于1714年对外开放，1718年开始修建新的馆址，1728年建成并移交给科学院使用。其藏品包括彼得一世出访西欧期间收集的绘画与雕塑等艺术作品以及各种自然科学的收藏品、18世纪俄国科考队从西伯利亚与堪察加等地区带回的动植物与矿物标本、俄国政府从全国各地征集上来的“古旧和稀罕”物品（古文献、畸形人标本）等，种类繁多。与图书馆一样，珍品陈列馆也免费向公众开放。在珍品陈列馆展出的物品都是普通人平时根本看不到的新鲜事物，因此能够引发公众的好奇，便于对公众进行科普教育。

彼得一世为创建珍品陈列馆做出了很大贡献。早在1698年的“大使团”活动期间，彼得一世造访了许多私人博物馆，并在那里为未来的珍品陈列馆购买了部分鸟类、爬行类、鱼类标本。他的搜集爱好也影响了周围的人（比如近臣布留斯男爵、宫廷医生阿列斯金等）。在阿姆斯特丹，著名解剖学家、医生鲁斯奇^[67]的解剖室给彼得一世留下了深刻印象。1716年1月，当彼得一世再次拜会鲁斯奇并得知他想出售解剖室时，马上决定予以购买。最终，彼得一世以3万佛罗伦^[68]的价格购买了鲁斯奇几乎整个解剖室里的标本，包括2000多个胚胎和人体解剖标本，1179个小型哺乳动物、爬行动物和昆虫标本，259个鸟类标本，2箱植物标本以及大量蝴蝶、贝壳标本等。由鲁斯奇发明的器官标本保存技术当时属于秘密，后来辗转被阿列斯金掌握。当年2月，彼得一世指示购买阿姆斯特丹药剂师西巴^[69]的收藏品。这些收藏品包括南美洲的动物标本以及中国、日本、南美的服饰、艺术品、武器等。这些收藏品被运回彼得堡，成为珍品陈列馆的重要藏品或陈列品。此后，彼得一世还指示舒马赫尔在访欧过程中为珍品陈列馆购买藏品，包括宝石、古灯、圆柱形镜子、长笛、颅骨模型等。1718年，彼得一世颁布命令，凡民间有畸形的人、动物和家禽以及年代久远的石刻等“不同寻常”的东西，必须上缴国家。这些从民间搜集来的标本和藏品后来也成为珍品陈列馆的基本收藏品。在珍品陈列馆刚刚正式开放之时，彼得一世还指示通过免费入场、为参观者提供午餐等方式，吸引更多的人了解自然科学知识。

18世纪30年代，珍品陈列馆已经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然博物馆之一。需指出，珍宝陈列馆不仅能满足普通民众对科学的兴趣，也是院士们开展科学研究的材料提供地。1725—1746年，在珍品陈列馆内陆续开设了解剖室（Анатомический театр）、物理研究室（Физический кабинет）等，专门进行有关科学研究。在这里，威特布雷希特撰写了多篇解剖韧带的重要科学论文；杜维诺伊第一次证明了猛犸不同于大象的特性。后来，K.沃尔夫^[70]以陈列馆中提供的动物和人类畸胎样本为基础，写出了关于畸形人的著名学术论文，创建了胚胎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珍品陈列馆不仅代表着俄罗斯博物馆事业的开端，也是俄国现代科学“研究所”的雏形。

其五，社会性的科学协会。科学社会组织的出现也在科学普及方面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由于俄国近代科学起步较晚，直到19世纪俄国才开始全面发展了西欧国家常见的社会团体性质的科学协会组织。俄罗斯学者普遍认同，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个科学协会是圣彼得堡自由经济协会（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льн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协会成立于1765年，直接得到叶卡捷琳娜二世以及其他一些知名人士的支持。（Микулинский еt аl.，1977）24协会的会员定期就国民经济相关问题（也包括机械、建筑等领域的新发明、新工艺等）互相通报信息并进行讨论。圣彼得堡自由经济协会后来在很多城市建立了分部或分会，吸纳那些希望提高生产效率的领主、工厂主等广泛人群参加，促进了农业知识与技术以及自然科学知识的推广。圣彼得堡自由经济协会的活动直至1908年，其运作模式成为后来俄罗斯科学协会的经典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