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学研究活动在俄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科学家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角色出现,一个以科学家声望标准为基础的新的职业等级制度也随之建立。或者说,科学成为社会价值的一个新的评价尺度。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除教授、研究助理等技术等级外,俄国还将科学家的职业等级纳入政府官员的官阶管理制度中。比如,罗蒙诺索夫在1745年7月25日获得彼得堡科学院化学教授头衔的同时,根据俄国官阶制度被核定为政府七品文官,也被称为“宫廷顾问”(Надворный советник)。1757年,他被晋升为政府六品文官,成为“委员会顾问”(Коллежский советник)。
表2-2 彼得一世时期《官阶表》简表[40]
不得不承认,科学家在18世纪的俄国并不拥有类似在西欧的崇高社会地位。在彼得一世引入近代科学的初期,俄国社会上上下下都对科学采取冷漠的态度。其原因在于,俄国社会环境还没有做好接纳新事物,并将外来的科学文化嫁接到本地土壤的准备。西欧的近代科学是在新教、天主教、理性主义、神秘主义的互动背景下形成的,而对从西方传入的天主教和新教的厌恶和怀疑却已经在俄罗斯社会扎根数世纪。(克柳切夫斯基瓦,1996)282因此,俄国人在对待科学时的第一反应是:它是不是危险的?对道德和信仰的纯洁性是否有害?正因如此,化学知识在俄国就曾被认为是“巫术和骗术”(Дмитриев,2003)。19世纪俄国思想家赫尔岑也曾指出,“在俄罗斯,自由的科学还没有被排除在异端之外”(Кузнецова,1999)51。
即使到18世纪中期,学术活动与国家公务和军事比较起来,仍处于“不时髦”的地位。譬如,以著名的数学猜想闻名于世的哥德巴赫[41]于1727年应邀来到彼得堡科学院,却并未在数学领域受到重用,于1728年起被派任彼得二世的教师。由于彼得二世对科学知识不感兴趣,哥德巴赫只得经常陪着他打猎娱乐。(Кузнецова,1999)551742年,他移居莫斯科,任职于俄国外交部,更加远离科学研究工作。再如,作为俄国本土的科学大师,罗蒙诺索夫获得六品文官的级别已属不易,其社会地位仍远远落后于一些国事活动家和军队将领(陆军和海军中的高位均由贵族占据)。直到1748年,时任彼得堡科学院附属大学校长的米勒在他编制俄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部大学章程草案时,还在为提高科学家社会地位的问题而疾呼,并建议皇帝至少给予他们相当于“宫廷顾问”的地位。(Алферов,2010)65(www.xing528.com)
尽管如此,得益于彼得一世打下的基础、以几代沙皇为首的统治阶级的支持以及俄国进步人士创造的有利条件,以彼得堡科学院为代表的科学界逐渐巩固了自己的社会地位。18世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俄国历史学家、彼得一世的幕僚塔季谢夫就是进步人士中的代表者,他集科学家、思想家于一身,积极宣传科学的益处。他的著作《两个朋友关于科学和学校益处的谈话》(Разговор двух приятелей о пользе наук и училищ)模拟两个朋友之间的对话。其中一人对科学和学习的好处表示怀疑,而另外一位则热烈地坚持科学和教育的必要性。后者的观点实际上代表了塔季谢夫本人的思想。作品中一共出现121个问答。例如第34个问题是:“科学知识本身是不完善的,人们基本上无法获得所有的知识。为什么要学习呢?”另一位朋友回答道:“一个人从出生到老,都离不开别人的帮助和教导,否则就无法前进。你每天与别人打交道和交谈,一定会听到以前从来没有听说的,或者即使以前听过,也与现在的场合和讨论不同的东西。特别是与科学家打交道时更是如此。这种‘无形学习’必将贯穿人的一生。”塔季谢夫极力宣传科学对国家和个人的意义。比如他在回答第46个问题时指出:“较之蛮横、野蛮,科学对国家的益处更大”,“科学是有益的,而无知与愚蠢或多或少会对社会产生危害”。1735年塔季谢夫在给舒马赫尔的信中写道:“我不能认为,也不能说,科学院在目前情况下通过自己的贡献而带来好处……但我们有让人满意的论据”。塔季谢夫对科学院的态度,是科学文化获得俄国社会进步阶层认可的重要证明。
彼得一世另外一位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幕僚、国务活动家普罗科波维奇[42]同样也强调发展科学的重要性以及重视教育与文化的必要性。他认为科学、教育、文化是全体俄国人民生活幸福的重要手段。
可见,俄国科学家的成长氛围是逐渐形成的,并向文化生态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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