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文化的起源与影响

在“从瓦良格到希腊”的商路上不仅流通了物质商品，同时也传播了文化。以拜占庭为中心的、保留希腊文化传统的基督教-东正教在政客和修士们的努力下，不断传入东斯拉夫人聚集区，深刻影响了俄罗斯未来的发展道路。9世纪，几乎与阿拉伯人从拜占庭挖掘希腊文化开始进行“大翻译运动”的同时，拜占庭修士基里尔（Кирилл，约827—869）和梅福季（Мефодий，815—885）二人开启了把希腊文化向东方传播的“翻译运动”。为便于传播基督教教义，863年，基里尔和梅福季应邀来到摩拉维亚（今捷克境内）创办斯拉夫教会，翻译宗教经书。出于传教的需要，兄弟俩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创造了一套新的字母，用来记录和表达斯拉夫人的语言，即后人所称的“基里尔字母”（也有翻译为“西里尔文”）。公元10世纪前后，基里尔字母从摩拉维亚经保加利亚传到了罗斯。由于其形式与俄语的发声系统较为吻合，因此迅速得以传播（斯塔罗杜勃采夫，刘文飞，2001），进一步发展成斯拉夫文（即俄文的母文）。斯拉夫文化从而获得了语言传承的载体，推动了融入东斯拉夫文化特点的东正教教派走向繁荣。

东正教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来自拜占庭的修士们的努力。他们不仅限于个人修行，而且在修道院中开办学校，在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和礼仪的同时发展并保护了斯拉夫文化。他们从拜占庭带来建筑设计理念、手工制造的技巧，以及栽培技术，促进了拜占庭文化与原住民文化的融合，发展成如今被认同为俄罗斯文化主要根源的东斯拉夫文化。

从农业生产工具上看，9世纪末的基辅罗斯已经进入铁器时代，出现了村社自由农民和拥有耕地的封建地主阶层。基辅罗斯的大公采取“索贡巡行”的方式，对农村村社进行横征暴敛。可以说，“索贡巡行”既是扩充基辅罗斯大公权力和领土的捷径，也是基辅罗斯走向灭亡的根源。

907年，奥列格远征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与拜占庭皇帝签订了和平条约^[5]。（格奥尔吉耶娃，2006）11奥列格去世后，留里克之子伊戈尔成为基辅大公，曾与希腊人交战，战死沙场^[6]。伊戈尔死后，他的遗孀奥莉加^[7]主管罗斯国务。奥莉加接受基督教（东正教），主张与拜占庭和平相处，加强了罗斯与拜占庭的经济、文化交往，促进了基督教传入罗斯的速度和规模。

980年，伊戈尔的孙子弗拉基米尔^[8]弑兄当上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大公在执政的35年中奠定了未来俄罗斯发展的基础。他通过四处征战“索贡”，确立了总面积为100万平方公里的基辅罗斯版图；通过迎娶拜占庭皇帝的妹妹安娜公主，皈依基督教（东正教）并强行废止东斯拉夫人一直信奉的多神教，把东正教确立为国教；允许开办贵族子弟学校；仿照拜占庭建筑风格兴建了集绘画、雕塑、建筑等多重艺术形式为一体的教堂（包括基辅索菲亚大教堂）和修道院，以供传经、纂史、修文。由于引入基督教（东正教），基辅罗斯与其他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建立了密切关系，首次以国家身份屹立于欧洲中世纪文明之林。东正教从此成为日后俄罗斯人的心灵归宿和民族认同依据。实际上，基督教传入基辅罗斯以后也与当地的多神教有许多交融，使得罗斯人在宗教信仰上产生双重信仰形式。这为基督教东移，成为具有跨欧亚地区的具有主要影响力的东正教提供了文化补充。

弗拉基米尔大公病逝后，几个儿子为争夺王位大开杀戒。到12世纪，基辅罗斯从四处征战的东欧强国逐渐衰落分裂为割据的小公国。

笔者认为，俄罗斯科学思想的萌芽同样可追溯至988年开始的斯拉夫文化与拜占庭文化的融合。格雷厄姆在《俄罗斯与苏联科学简史》中指出，来自拜占庭的基督教被定为基辅罗斯的国教以来，罗斯人虽然具备与先进的拜占庭文化接触并向它学习的条件，但没能抓住可能成为当时另外一个科学中心的机会。（格雷厄姆，2000）4-11笔者由此引申出另一个观点：拜占庭文化对俄罗斯科学与文化深层次的影响不能被抹杀，这为基辅罗斯日后成为另外一个世界科学中心奠定了最初的文化基础。(www.xing528.com)

上文中已经提到，基辅罗斯早在9世纪就具有较高程度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因此具备接受来自拜占庭先进文化的基础与能力。拜占庭人继承了古希腊人重视科学和教育的传统，将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视为“四艺”；与筑城相关的土木工程学、与军事相关的冶金学和地理学以及制作“希腊火^[9]”所需的化学知识在拜占庭都得到了高度发展；在古希腊医学体系上发展起来的拜占庭医学也非常发达。随着基辅罗斯与拜占庭联系日益密切，往来日益频繁，拜占庭先进的科学观念和传统不可避免地会对基辅罗斯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此过程中，基里尔和梅福季两兄弟功不可没。基里尔字母的出现与传播，为拜占庭先进文化传入罗斯创造了条件。9—11世纪，在基辅罗斯出现大量的拜占庭书籍或斯拉夫译本，以教堂建筑、圣像画等宗教艺术为先导，拜占庭的神学思想、宗教文学、政治和法律观念以及历史、地理等专门知识源源不断地传入罗斯。（姚海，1994）前言

拜占庭神学思想的传播对罗斯文化影响至深。应该看到，在经院式的神学解释中，往往伴随着一些自然哲学的观点。譬如，基督教东方教会最著名的神学家、在东方教会具有相当代表性的修士“大马士革的圣约翰（St.Jоhn оf Dаmаsсus，约675—约749）”的著作就被保加利亚主教翻译过来并介绍到罗斯，其中很多是教会神学对哲学、科学的思考。他的著作《知识的源泉》（Тhе Fоuntаin оf Knоwlеdgе）集东方神学之大成，延续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关于知识是否源自感觉等问题的思考。该作品分为三部分，分别是“哲学篇”（Рhilоsорhiсаl Сhарtеrs）、“关于异端”（Соnсеrning Неrеsу）和“正教信仰的正确解释”（Аn Ехасt Ехроsitiоn оf thе Оrthоdох Fаith）。它将哲学定义为最高的智慧，人可以通过哲学接近神的无所不知，并阐述了“必要现象与短暂现象”“相似性与差别”“数量与质量”等概念。（Vuсiniсh，1970）4-5正如俄罗斯学者所指出的，那个时期保留下来的文献证明在西欧国家发生的类似精神发展，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观点以及数学、天文、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Микулинский еt аl.，1977）8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古希腊哲学的基本内容是探索自然本原，基本特征是朴素直观的辩证理性及实证思想，基本精神是思辨和探索精神。这些要素与近代科学精神均高度契合。恩格斯曾经指出：“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要想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恩格斯，1971）386俄罗斯科学思想的萌芽同样可由拜占庭文化追溯至古希腊自然哲学思想。

从14世纪至17世纪中叶，东正教教会的势力在俄罗斯逐渐强盛，并在思想意识、教育、文化等方面占据主导甚至垄断地位。由于东正教会对无助于宗教信仰的科学知识丝毫不感兴趣，由教会控制的书籍出版业自然不会涉足科学领域。比如，1561年建立的莫斯科印刷厂（Печатный двор）直到17世纪初都仅印刷和出版教会书籍。此外，由于信仰上的差异，俄罗斯东正教对天主教持排斥态度，也使得起源于天主教中心的近代科学难以在俄罗斯进行传播。

鞑靼蒙古对罗斯将近240年的统治加剧了罗斯与西方在科学文化上的“失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