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宁波对外开放工作,往严重说,确实面临“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当时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也看到了这一点,认为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要打破这一“僵局”,必须给予对外开放和侨务工作以特别的重视。1989年9月,市委市政府召开了外事和侨务工作座谈会,孙家贤书记和耿典华市长都在会上做了讲话,提出了“要继续加强对外开放工作,由小及大,花点本钱,既要请进来也要走出去”的工作思路。思路有了,可问题也接踵而至:“请进来”的前提首先是要“走出去”,“走出去”的当然先得是人,在当时的形势下,人能说“走出去”就“走出去”吗?有关部门能批准吗?即使同意人“走出去”了,能带什么出去呢?天童寺、阿育王寺、天一阁搬不动,能搬动的就只有当时的宁波越剧团了——顺着这条思路,我们终于寻找到了“走出去”的突破口——宁波越剧团赴港演出。而且这个突破口具有一种更深远的含义:扩大影响,文化先行!我想,这也许就是后来常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早期版本吧?!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之所以选择越剧作为我们文化走出去的突破口,其实和香港宁波帮的太太们有着很大的关系。请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太太们,她们既非常热心,又有很大能量。更重要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她们都是地地道道的越剧迷,有的甚至早在移居香港前,就已成为风靡上海滩的“越剧十姐妹”的忠实“粉丝”了。她们背井离乡几十年,在香港很少能够看到正宗地道的越剧,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回到家乡,一听到熟悉的唱腔和韵律,往往都非常激动。她们实际上是把对家乡的深情和对越剧的迷恋融合在一起了。在接待她们的过程中,这些太太们多次提出,要想办法让宁波的越剧团“打出去”。(www.xing528.com)
宁波的越剧要走出去,谈何容易啊?当时直接面临三个困难:第一,剧团出访能被批准吗?第二,剧团演员的演出专业水平参差不齐,习惯在宁波“天然舞台”这样的场地演出,这样的水准“拿得出手”吗?能登上香港现代化剧院的“大雅之堂”吗?第三,演出的服装道具十分落后,乐器、灯光都是“蹩脚货”,从硬件上来说近似于走街串巷的“草台班子”——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是没有人(才),没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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