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李惠利先生看到宁波的医疗条件太差，提出要捐款3000万港币建李惠利医院。当时江东没有市属医院，而且确实留着一块地皮，土地是现成的，就看配套资金能不能到位。1987年，宁波被正式批准列入计划单列市，各项财政收支要从浙江省独立出来，在国家预算中实行计划单列。在财政体制上，原来省管时财政收入上缴72%、留市28%，现在变成开始阶段每年上缴按基数递增5.3%，超过递增部分全额留给地方。所以那时候大家心里都没底，不知道宁波的机动财力能有多少结余。毕竟要建医院的话，除了李惠利先生捐的三分之一款项，剩下的三分之二都要市里出钱，拿不拿得出是个大问题，因此一直没有给李惠利先生答复。
1989年，李惠利先生那边急了，因为他身体状况已经不太好了。我就去催耿典华市长。我说：“李惠利先生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他要捐3000万港币建医院，您到现在为止没有给个答复。如果建的话，要做好医院选址、规划设计、投资预算等方面的计划，不建的话也得给人家一句回话。”实际上，这件事一逼就给逼出来了，所以在1989年李惠利医院项目正式确定。
1990年，李惠利先生捐1000万港币（主要用于买设备，即宁波第一台全身磁共振仪器）建李惠利医院第一期。他对医院的要求主要有两个：一是标准要高，要按照三甲医院的标准建造；二是规模要大，设计能容纳1000张床位。当时宁波第一医院和第二医院的规模都很小，于是我们一行人就去杭州的邵逸夫医院取经。后来定下来住院楼共建九层：第一层用作挂号、化验，第二、第三层用作门诊，第四至第九层用作住院病房，共计600张床位。
耿典华、李惠利、王剑伟参观李惠利医院总体规划模型图
当时还为病房里要不要设独立卫生间的事情展开了激烈讨论。因为以前住院病房的条件都是很简陋的，6人或12人一间，没有帘子，上厕所都是去公共厕所。而杭州新建的邵逸夫医院是3个人一间，每个病房里都有一个卫生间，还有冷热水淋浴和中央空调，我们就讨论要不要向杭州看齐。结果分管后勤的副院长和各科护士长表示坚决反对，说装了卫生间，我们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每天通马桶好了。因为那时候的卫生纸都是稻草做的，抽水马桶很容易被堵住。后来就没有在病房里设卫生间。但我们还是有所准备，在设计、建造过程中特别预留了卫生间的上水、下水和污水管道，还有中央空调的管道，为的就是等时机成熟之后再进行安装。到第二期工程的时候，大家逐渐接受了独立卫生间这一新鲜事物，索性就一起安装好了。也多亏我们的先见之明，不然等病人住进来之后再开凿管道，又是一件麻烦事。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1991年11月，李惠利先生因病去世，那时李惠利医院第一期还未建成。李惠利先生在生前专门设立了李惠利基金会，希望把基金用于慈善，助力家乡教育事业和医疗事业的发展。他为人勤俭诚实，怕口说无凭，还专门写了信给耿典华市长，对市政府帮助他完成捐款项目、实现自己的人生愿望表示感谢，并且表示自己身体不好，可能看不到医院建成，但请市长放心，会把这笔钱落实好。(www.xing528.com)
李惠利先生逝世之后，他的夫人李唐文兰女士努力践行着李惠利先生的遗愿，继续助建李惠利医院，热心资助家乡的公益事业。他们夫妻俩始终认为财物源自社会，也要归之于社会，钱赚了，要回到社会去造医院、救病人，在慈善面前他们从不在乎钱的问题。
1993年3月，李惠利医院第一期项目正式落成，李唐文兰女士回到故乡见证了这一时刻。趁此机会，我向李女士汇报了医院每天的住院人数和周转率，这两项数据当时已经算是全市一流了。老太太听了很高兴，说：“我们为病人做了这么多好事，实在是太光彩了。那行，还是按照老办法，第二期什么时候奠基，我的捐款就什么时候到。”后来我又陪她回了李惠利先生的老家。之前李惠利先生自己出钱为老家修建了亭子，还把老家的房子修缮好送给村里作为老年活动室。
1998年，我卸任副市长，要去政协了。离任之前，我和市教委主任华长慧、惠贞书院副校长施祖铮、效实中学校长王家祥专程去香港拜访李唐文兰女士，向她介绍了李惠利中专和李惠利医院的新进展。后来李惠利基金会捐了500万港币给李惠利中专的开发区分部，捐了500万港币给李惠利医院作为奖励、科研基金，之后又陆陆续续捐了一些钱。
1996年5月，李唐文兰女士和耿典华、张蔚文等省市领导为李惠利医院二期工程剪彩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