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捐30万建校，需求一箩筐手表

闻儒根先生在海外宁波帮人士中属于中小老板，事业不算大。我与他结缘是甬港联谊会的崔汉章、屠一泉从中牵线的。甬港联谊会被海内外宁波籍人士称颂为“联结海外同胞之纽带，宁波对外开放之桥梁”。当时甬港联谊会聚集了不少老工商业者，他们在密切甬港两地联系、联络两地同乡感情、促进宁波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前，我父亲是宁波万信纱厂的资本家，在上海、江苏、香港都有产业。甬港联谊会所聚集的宁波老工商业者大多与我父亲相熟，所以当我从“万信小开”变成市教育局副局长后，他们戏谑地称我为“小开局长”，我也回敬，亲切地喊他们为“爷叔”。宁波改革开放后，这些“爷叔”为增进与海外同乡的交流倾注了满腔热情和心血，一听到海外同乡兴学助教的讯息，就会及时与我联系。

关于闻儒根先生，有一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刻。那是在1987年，我任宁波市教委副主任时，到香港拜访闻先生，约好十点钟到他公司谈捐资建学校的事项。我提前几分钟到了德辅道，那里是香港的黄金地段，他的公司在一幢商业大楼中，是那种前面是公司，后面是工厂的模式。我看到闻先生和工人一样，坐在工作台前，眼镜的一侧夹着装配手表用的放大镜，正在全神贯注地装配手表。因为做手表这一行有规矩，装配手表不能半途停止，停了后别人是装不上的，所以他把这个手表装完了，才站起来请我去他办公室喝茶谈事情。我很感动，闻先生年近古稀还这么兢兢业业，亲自装配手表，其实他赚钱也不容易呀！但是他对家乡的事，却总是不遗余力，慷慨解囊。他有次和我说：“我捐30万建学校要一箩筐手表。”

闻儒根先生是香港宁波帮中那批最早来家乡帮助建设、报效桑梓的人士之一。1982年，闻先生首次回到故乡探亲，是鄞县侨办接待的，记得当时宁波最好的宾馆是华侨饭店，却连空调也没有。那时的宁波，真可谓举步维艰、百业待兴。闻先生看到家乡——鄞县樟村那破烂的小学校舍，心中很是不安。他后来和我说，看到家乡那么穷，政府财政那么困难，各方面面临那么大的困难，他觉得首先要搞好教育才能兴国，才能让家乡父老的日子好起来。他希望家乡的孩子有书读，这样才会有出息，所以决定捐资建学校。当时闻先生决定捐资30万元，由于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现金，于是和鄞县侨办商量捐出3000块手表。当时宁波还没有开放，没有海关，他又费了一番周折，把手表通过广东汕头海关免税进来，委托鄞县侨办以100元一块的价格售卖。在先生的捐助下，樟村中学3000平方米的绍麟图书实验大楼和章水镇卫生院绍麟住院楼建起来了，他后来又在家乡陆续捐建了两所小学。在闻先生的带动下，太太周鹤翠女士也很关心老家的教育事业，在鄞县樟村岩下村，用10.67万元私房钱造起了“松爱小学”。

闻儒根幼年在江东四眼碶小学就读，后因日寇侵华而没法读书，到上海学做生意。大概与幼年经历有关，他在捐助樟村中学后，萌发了在江东四眼碶小学捐建闻儒根教学楼的设想。当时，我在市教育局分管外联工作，闻儒根教学楼的具体推进工作落实到我身上。经过前期与多部门的协调，从图纸设计到构建模型，我们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基建项目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985年春节前夕的某一天，天气很冷。临下班前，“爷叔”屠一泉突然打来电话，说闻儒根先生从香港来宁波了，晚上想见见我，顺便想了解一下四眼碶小学教学楼的事宜。我随即应允。下班后，我骑上自行车，一手托着闻儒根教学楼模型，一手把住车龙头，一路“单脱手”来到了位于工商联的“小花厅”，第一次见到了闻儒根先生。“爷叔”们把我这位“小开局长”介绍给他，随后是唠家常、攀身份，由于我在家中排行老三，聊着聊着，闻儒根就戏称我为“三哥”，弄得我有些微窘。在此期间，他详细询问了四眼碶小学教学楼工程的进展情况，对闻儒根教学楼的设计模型表示满意，决定捐赠35万港币。后来又嘱咐我要保证工程质量，争取在清明节之前举办落成典礼。

1985年的春天，宁波连续下了两个月的雨。在这几个月里，我将工程进展、资金安排等情况及时且详细地通过信件告知闻儒根先生。他对照信件资料逐一过目。我感觉他对项目进展了如指掌，后来方知：他特地从香港赶到宁波，“暗戳戳”去工地走访过好几回。他一丝不苟、亲力亲为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闻儒根先生给我规定过清明节前完工的期限，因此我们抓紧工程建设不放松。几个月后，教学楼主体接近完工，由于连绵不断的阴雨，外墙贴马赛克遇到了麻烦：房屋主体没干透，贴上马赛克势必会造成屋内“返潮”，增加后续维修成本。我将此顾虑告知他，劝他等房屋主体彻底干透，9月份开学再办落成典礼，但他最终没有听从我的建议。1985年清明节那一天，闻儒根教学楼落成典礼如期举行，四眼碶小学焕然一新。然而过了不久，不出所料梅雨天到来，教室内相继出现“返潮”，我将此事告知他。通过这个“教训”，我和他最终达成共识：今后凡是涉及教学工程落成典礼，一律放到9月份开学再办。这是我与闻儒根先生的第一次合作共事，而我给他留下了工作踏实可靠、办事讲诚信的印象。(www.xing528.com)

1985年春节后，闻儒根先生来宁波，我接待他时，他说：“陈局长，我们宁波学生考上大学的，都是挑头王，是国家的栋梁，以后家乡建设要靠他们，我要给他们发奖学金。”于是决定在宁波市设立“闻儒根奖学金”，每年的金额为2万元，分一、二、三等奖，主要奖励市区及鄞县考上全国重点大学的学生，以及宁波大学、宁波师院和其他师范院校的优秀学生。我记得一等奖是300元，当时我作为宁波市教育局副局长，每个月工资是120元。由于那时上大学是不用交学费的，闻先生和我商量的奖学金标准，就是当时可以给学生买一块手表、买一辆脚踏车，还有到校的火车票钱，考进几个就发几个。闻先生说我办事顶真，奖学金发放事项就交与我具体办理，我当时安排由市高招办组织发放。

没想到的是，首次发奖学金后，我和闻先生之间却产生了一个不小的“误会”。1986年，在孝闻街的市府第一招待所（今中山饭店）大礼堂举行闻儒根奖学金发放仪式，邀请了分管教育的副市长以及市侨办、外办、新闻媒体等单位的同志参加，闻儒根携太太特意从香港赶来出席，场面挺热闹，各方反映不错。

首届闻儒根奖学金发放仪式结束不久后，市府第一招待所问我来讨钞票，费用不多，大体是两桌招待餐费和场地会务费，总共300元多一点。虽然费用不多，但报销起来很棘手。大家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途设立闻儒根奖学金发生的费用，在上一年没有报财政预算。考虑到餐费和场地费与闻儒根奖学金有关，我们就将这300多元在闻儒根奖学金中列支，我遂就本次活动情况写了一个简报，附上费用清单一同寄往香港。

几天后的晚上，我在家中突然接到闻先生的来电，他在电话里严肃地说道：“三哥，餐费和场地费不能在奖学金中列支，你们必须要还到奖学金里去。桥归桥，路归路，今后发生的招待餐费，如果你们有困难，我另外买单，这个奖学金是专门奖励后生们的，其他人不能占用。”说实话，我当时觉得挺委屈的，但事后一想，闻先生说的也不无道理，我们的工作毕竟有所疏忽，我再次在闻儒根奖学金上得到“教训”。所以从第二年开始，凡是活动经费都列入财政预算，并且把之前的账都结清了。我也从中渐渐体会到：闻儒根确实是一个公私分明、刻苦自律的人。通过几次接触和诸多“教训”，由于我对他的捐资负责到底，工作踏实，讲诚信，也没有什么架子，闻儒根愈加信任我这个“三哥”。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宁波经济发展水平和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宁波城乡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推进，原先定的300元额度的奖学金意义已不大了。我们商量取消此项奖学金项目，改为捐款到“希望工程”，闻先生就开始在宁波的一些农村山区捐建希望学校。

1989年4月，我任宁波市副市长后，陪同闻儒根先生去余姚、奉化的四明山革命老区考察，向他介绍了老区教育设施的落后、教育经费的匮乏等情况以及科教兴市的意义。我们两个人一拍即合，共同商议希望学校建造地点，确定捐建项目。这以后，闻先生以每年10—20万元的捐款额度，在这些老贫山区助建1—2所“希望小学”。1995年，在余姚的鹿亭镇，也是当时宁波经济最困难的地方，闻先生再一次捐资30万元助建了闻裕顺中心小学。宁波成为计划单列市以后，社会经济发展很快，“先富起来了”，而且全面实施了九年制义务教育，闻先生考虑到我省尚有很多贫困地区，就和包玉书先生、陈志耀先生等人转向台州、金华、衢州、丽水那边去捐助“希望工程”。成功捐资助教的闻先生，在香港宁波帮中带了个头，他还在香港满腔热情地大力宣传发动爱国港胞帮助家乡建设，说“宁波改革开放形势大好，困难不少”。他推动和协助10多位香港、新加坡、美国等地的朋友回乡资助教育和其他公益事业，起到了一个桥梁作用。当时耿典华市长宴请闻先生，盛赞他是宁波慈善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