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明远的初遇与缘分

王明远先生是王宽诚先生的长子，孙弘斐是长媳。王宽诚先生过世后，他的事业交由王明远、孙弘斐夫妇来继承。我当时任宁波市教育局副局长，和他们的交流以书信为主，一般不打电话。毕竟我在教育局上班，而通香港的直拨电话在市政府二楼的值班室。有好几次，值班室人员问：“你是谁啊？不能老是跑到这里来打电话的。”当时好像也有规定，涉外电话不能随便打。后来，还是朱尔梅副市长出面替我说话：“他是市教育局的陈副局长，香港捐款都是他在联系。你们以后记住了，他来打电话是可以的。”

而我和王明远先生的真正接触，主要从两件事情开始。第一件是捐建东恩中学的图书实验楼，第二件是捐助人民教育基金。

东恩中学的事情要从为王宽诚先生迁墓开始讲起。1986年底，王宽诚先生在北京逝世。他的追悼会由全国政协主持，很多中央领导都参加了。追悼会后，宽老的骨灰被暂时安放在八宝山。1989年，宽老的家属们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把宽老的骨灰迁回他的家乡宁波：一来，骨灰放在北京的八宝山，家属们每年去扫墓是件麻烦事；二来，宽老去世以前就有叶落归根的想法。所以在1988年底，王宽诚家属就在东钱湖边的华侨公墓征了一块地。

当时王明远夫妇和我不认识，迁墓之前的准备工作都是通过甬港联谊会在联系。关于墓地的修建，香港那边很节省，流程特别规范，预算也列得很详细，多少地和多少钱都要交由幸福企业董事会讨论决定。结果墓地修好以后，还从预算中省下20万元。王明远夫妇就决定用这20万元为东恩中学再建一栋图书实验楼。

在这期间，我因为人民教育基金和王明远先生有了进一步的接触。

人民教育基金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王震发起，主要用于资助贫困学生和奖励优秀教师。1988年，宁波发生“7·30”水灾，人民教育基金就资助了不少因大水冲光家产而没钱上大学的学生。

当时民进中央在倡议尊师重教、设立教师节，全国掀起了募集人民教育基金的热潮，宁波市也在募集。在负责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首先想到了王明远先生。于是我写信给他，他非常支持，并让王宽诚教育基金会的黄贵康先生给我回信，表示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可以考虑捐100万港币。1989年2月，趁耿典华市长带各委局代表去上海参加宁波经济促进会成立大会的机会，我特地去邵祖谦家里拜访，落实了人民教育基金会的这笔捐款。(https://www.xing528.com)

1989年4月22日，宽老骨灰移葬仪式和东恩中学宽诚图书实验楼奠基典礼正式举行。上午，王明远先生和家属到达宁波，完成宽老骨灰安葬仪式。宁波甬港联谊会会长周竹君等领导也参加了仪式。下午，东恩中学的宽诚图书实验楼奠基典礼盛大举行。市教委对这次活动相当重视，先前就表态要给东恩中学修建个大操场，而且在东恩中学宽诚教学楼一楼的大厅里立了块纪念碑，内容就是1986年《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王宽诚先生生平介绍。在奠基典礼上，幸福集团表示图书实验楼里面的图书、实验设备包括电脑等也由他们来捐赠。

那天的活动我本应陪同，但是恰逢宁波市人大九届八次常委会召开，补充任命宁波市副市长。作为候选人，我必须在现场，接受人大代表的监督，等待他们对我的投票表决。直到下午，投票结果出来，我顺利当选后，还要接受任命书和表态。

那天晚上，宁波市委书记孙家贤特地让我去见王明远先生。刚一见面，孙书记就说：“陈市长，人家明远兄红包都给你准备好了。”“什么红包？”我问。“一张100万港币的中国银行支票，就是王宽诚家属向人民教育基金会的那笔捐款。”我很不好意思，赶紧和王明远先生说：“今天上午和下午的仪式，我都应该参加的，结果只能向您请假。不过明天的事情我都已经给您安排好了。”

明天是什么事情？原来王明远先生让邵祖谦带信给我，希望能借此机会见一见故人。其中一个是效实中学的老校长李庆坤，一个是效实中学的化学老师孙佩兰，一个是他交大的同学陆友全，当时是宁波市外经贸委副主任，还有一个就是作为他效实中学学弟的我。为什么要请这两位老师，王明远先生自己曾说：“因为这两位老师对我的人生影响最大。李庆坤校长讲历史，他教育我对人生的理解和祖国的热爱。孙佩兰老师教化学，他跟其他化学老师可不一样，经常组织课外化学兴趣小组，教我们怎么做牙膏和肥皂。我后来考上交大，动手能力就是孙老师培养的。”所以第二天，就是4月23日，王明远、李庆坤、孙佩兰、陆友全和我五个人一起吃饭聊天。这以后我和王明远先生就有了比较多的亲密往来。

1990年至1992年，王明远先生基本上每年都要来宁波扫墓，而我通过王明远先生又认识了孙弘斐。他们夫妇来的时候，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是1990年东恩中学宽诚图书实验楼建好后，幸福企业集团捐赠电脑、实验仪器、图书等物品。第二件是看望东恩中学的师生，而且每次都准备三个红包——效实中学10万港币、东恩中学10万港币、东恩小学5万港币，装在信封里，让我转交。他老是说：“这么点钱，陈市长你代我发发掉算了。”年年都是这规矩，我也不辱使命。第三件是请李庆坤、孙佩兰两位老师吃饭。后来两位老师年纪大了，我就劝王明远先生最好不要请他们吃饭，因为人一上90岁，请出来吃饭也是有风险的。他就改成给两位老师一人一个2000港币的红包，后来还有所增加。

1992年以后，王明远先生因为身体原因来不了，基本上是孙弘斐带着几个孩子过来。不过，我跟王明远先生还有一次接触。就是1990年我率宁波小百花越剧团到香港访问演出的时候，专程到中华总商会拜访过王明远和黄贵康两位先生。王明远听说宁波市政府在建设希望工程，就专门通过幸福企业集团总公司基金捐了5万港币。回来后，我把这笔捐款落实到革命老区余姚梁弄，在横岙乡中（初中）建了栋教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