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王宽诚先生的交往经历不多,只接待过他两次。
1980年,宁波甬港联谊会成立的时候,是王宽诚先生时隔近二十年第一次回乡。他问起了东恩中学的情况。东恩小学和东恩中学是20世纪60年代王宽诚先生捐资100万元兴建的。他将学校定名为“东恩”,其中“东”是毛泽东的“东”,“恩”是周恩来的“恩”,表达了他对两位伟人的崇敬之心。东恩小学依了王先生的愿望,建在他的故乡——宋严王村,东恩中学则建在鄞县横街。因为当时正值蒋介石反攻大陆之际,出于备战需要,宁波城里不准搞基本建设。事实上,东恩中学刚建成,“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好端端的校舍一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情况也是可以想见的。
1984年,宁波成为改革开放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时任宁波市委书记葛洪升、市长耿典华就下决心把东恩中学迁入市区重建。市政府把新校址选在市中心泥桥街一带,就是现在的天一广场附近,在满眼的居民楼中硬生生地挤出了一小块地皮。学校由市政府出资建设,一部分款项还是靠把建在横街的老校舍折价处理给当地乡政府后筹得的。
王宽诚先生得知这个消息,十分高兴。1984年6月22日,他特意从香港来宁波参加东恩中学新教学楼的奠基典礼。奠基典礼由市教育局党工委书记徐峰主持,耿典华市长出面接待贵宾一行。
我当时任宁波市教育局副局长,我们的老书记徐峰安排我负责侨务外事接待,这块属于统战工作。之所以这样安排,可能是因为我老爸是从香港回来的资本家,这样比较利于工作的开展。当时,甬港联谊会的港方会长是王宽诚先生,中方会长是俞佐宸先生。俞佐宸先生过世后,中方的继任者是崔汉章先生。俞、崔两位先生和我父亲都是工商联的老同事,三人亲如兄弟,我管他们叫“爷叔”。有了这层特殊关系,我在和甬港联谊会成员的接触中就多了一份亲切感。慢慢地,我在港方人士中也算小有名气了。他们要管我叫“陈局长”,我说“陈局长”就免了,我是“阿二”,家中男孩排行第二,后来他们就叫我“阿二局长”。不过,作为兼管基建后勤、外事接待的教育局副局长,我并没有直接参加当天的奠基典礼,当然也见不到王宽诚先生。
典礼结束后,那天晚上八点半左右,我正在家里,突然王宽诚先生派了个人来找我。派来的是谁呢?原来是在宁波甬港联谊会帮忙的屠一泉。因为当时宁波甬港联谊会是没有编制的,内部那些人都是义工,基本上是原来工商联的同志。屠一泉和我关系很好,很善谈,干活卖力,人缘好,已经退休了。他还是王宽诚先生最早在宁波开设的维大面粉行的第一批“练习生”。从这个叫法上,我们也能看出王宽诚先生很有改革精神,他那里的学徒不叫“学徒”,叫“练习生”。为什么呢?因为学徒是封建社会的产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是没有工资的。而练习生是西方制度的产物,正式进来的练习生拿正式工资。再者,练习生有分工,有人带着你工作,学徒只能偷学,所以练习生是现代化的学徒。王宽诚先生是个很念旧的人,每次回宁波,总要把以前共过事的老人们叫过来,设个家宴。那天奠基典礼以后,王先生照例在下榻的华侨饭店(华侨饭店是20世纪60年代王宽诚先生出资建造的,由何香凝女士题字)宴请一帮亲友,屠一泉就在其中。
吃过晚饭,大家一起聊天。会议结束了没有什么事情,王宽诚先生就谈起当年捐出100万元建造东恩中学、小学的事,那笔钱实际上早就用完了,政府这次下这么大的决心重建东恩中学,钱都是政府拿出来的,自己也应该做点什么事情。正巧1984年初,我远在美国的表哥翁心梓重返故里,在郎官巷重建中原小学,同时还设立了奖学金和奖教金。王宽诚和屠一泉两位老先生都是知道这件事情的。
于是,王先生就问:“要不我们也搞个东恩中学奖学金?就是不知道要不要政府批准。”
屠一泉一听,说:“那简单,我帮你把陈局长去找来,问一问,就清楚了。”
“你认识?”
“我当然认识。我骑个自行车,去趟他家里。”
就这样,屠一泉找到了我家里。大晚上的,我见到突然造访的屠一泉很吃惊。
“什么事情呀?”(www.xing528.com)
“宽老要见你。”
我一愣,马上明白,肯定是屠一泉出的主意。要不然宽老压根就不认识我,哪能想到要见我!
那天晚上,我跟着屠一泉来到华侨饭店,见了王宽诚先生第一面。王先生就跟我讲,既然政府下了这么大的决心重建东恩中学,而且还叫“宽诚教学楼”,他应该办点什么事情。我说:“您就搞一个东恩中学的王宽诚奖励基金嘛。第一奖励优秀教师,第二奖励优秀学生,那不是挺好的吗?等到明年大楼落成的时候,第一批奖学金和奖教金就可以发了。基金不动,每年的利息作为奖金,这样基金可以永远保存下去。”“这个办法好!”他马上表示赞同。我又说:“我回去向局里党组织汇报一下,可能需要您当名誉校长,给学校题个字。”他说:“政府认为可以就可以。”
回来后,我就把这个事情向徐峰书记作了汇报。后来,局里基本定下来,王宽诚出资设立东恩中学奖励基金,教育局授予其荣誉校长头衔。然后由我和香港方面来协调东恩中学的后续事宜。那时候没有传真,没有电脑,同香港联系只能通电话,而教育局是没有通香港的电话的。通香港的直拨电话,市里只有两部,一部在新芝宾馆,另一部在市政府二楼的值班室里。有时候,香港方面打电话来,说让教育局的陈局长几点钟来接电话,我就提早去等着。后来,虽然市政府有电传了,但发来的都是英文,好在负责电传机的是我的学生,他每回等电传来就会帮我翻译好。如果要发回去,我就先用中文写好,他再帮我翻译成英文发回去。当时,王宽诚的侄女婿邵祖谦是我的主要联系人,他在上海港务局保卫科工作。另外还有一位黄贵康先生,他是王宽诚教育基金会的。
上面我也讲到了,宽老一直认为重建东恩中学是政府对他的补偿,他觉得自己应该为家乡再做些事情。所以在1984年底到1985年初,王宽诚先生还在香港甬港联谊会会长任上的时候,带头发动乡亲设立了一笔“甬港家乡教育基金”,当时大家捐了三十多万元。他说,这笔钱就给你们宁波市教育局,你们搞一个什么项目吧。我们商量下来,决定建一个市教研中心。因为那时宁波市教研室设在月湖边上的平桥小学,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楼,实在太小,也太落后了。如果搞个教研中心,就可以把教研室、教科所放在一起。地址我们选在现在海曙区苍水街与解放北路交界处的位置,后来迁址到电台附近。那时候,香港甬港联谊会筹集的三十多万元,其中有二十万元已经打过来,开始建设教研中心的教研大楼。
第二年,东恩中学“宽诚教学楼”落成,由王宽诚先生亲笔书写“宁波市东恩中学”校名。10月19日,他在百忙之中带着家属专程来宁波参加东恩中学“宽诚教学楼”落成典礼和受聘名誉校长的仪式。整个议程由市教育局党工委书记徐峰主持,耿典华市长和王宽诚先生一同为大楼落成剪彩。耿市长亲手把一座东恩中学“宽诚教学楼”的建筑模型作为礼物赠送给王宽诚先生。宽老十分开心,说这模型他一定要带回去,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要向大家介绍这就是自己捐资建造的东恩中学宽诚教学楼。会上,他宣布设立“东恩中学王宽诚教育奖金”,并为首批获奖的优秀教师和学生颁奖。
王宽诚亲笔题写校名
再说这时候,教研中心的教研大楼框架已经造好了,不过砖墙和预制板才铺设到三层楼。宽老刚参加完东恩中学这边的活动,就找到我问:“能不能让我去看看教研大楼?”我一听就紧张了,因为建筑工地进去很不安全,老爷子年纪毕竟也大了。我说:“您去看看是可以的,要么就在下面看看吧。”他却说:“能上到几楼,我就上到几楼。”这样在时间上就很仓促了,我赶紧动员基建人员停工一天,在毛坯楼梯上铺上红地毯,在二楼平台处用塑料地毯简单地铺了一铺,准备了两个沙发和一张茶几,想着可以让宽老坐一坐、看一看。10月22日,王宽诚先生来到教研大楼工地。他上到二楼平台,视察施工情况,末了笑呵呵地对我说:“哎,你这个陈局长可以嘛!”意思就是说,我办事情还是比较可靠的。我赶紧说,明年年底,大楼应该可以举行落成典礼了,到时候您再来。谁也没想到,这句话就成了最后的告别。1986年底,王宽诚先生因病过世。那一年,他一直都很忙,还带着全国政协考察团跑到了大西北。
这是我与他最后一次见面,也是宽老最后一次来宁波。他对教研大楼很满意,他说建成以后还有一笔余款,到时候你们再研究研究,看看怎么用。这件事情是由香港甬港联谊会后任会长王剑伟先生来完成的。王剑伟先生是宽老过世前继任的,他接任后就来问我:“这笔款子还剩下十几万元,你们打算怎么用?”大家觉得既然当初就是为了建设教研中心捐的款,干脆余款还是用在教研中心上,于是买了台当时最先进的胶印印刷机,用来印高考的复习资料和中考试卷。
王宽诚参加东恩中学“宽诚教学楼”落成典礼,并为优秀学生发放奖学金
王宽诚先生一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追求真理、热爱祖国,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作为海外宁波帮人士的杰出代表,他始终怀揣着赤诚报国、明志兴学的炽热情怀,坚持不懈地捐资助学,为国家的人才培养和繁荣昌盛几乎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实在称得上是“宽以济世、诚以育人”。即使如今已经离世三十多年了,他的音容笑貌还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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