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三个阶段：谋生、自由、报答家乡

1918年10月10日，就是农历九月初六这一天，安中先生出生在镇海县骆驼桥杜塘畈一个叫赵家的小村子里。以此为起点，他的人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谋生阶段、自由阶段和报答家乡阶段。

上小学的时候，安中先生与后来著名的香港宁波帮企业家包玉刚、邵逸夫，非洲纺织大王包从兴，台湾针织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楼志章等，都是镇海庄市叶氏中兴学堂的同学。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日军侵略的战火蔓延到南方，他被迫辍学，先后到宁波、上海的钱庄里学做生意。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不断加快，南方的战况也日益激烈，安中先生无奈失业。在上海滩历经十年的沉浮蹉跎之后，安中先生下定决心从头开始，在朋友李济棠的介绍下，来到汉口的一家做金钞生意的公司上班，辗转于武汉、广州之间，通过买卖黄金赚取差价谋生存。1949年，老板派他去广州进货，可刚到广州不久，上海、汉口就相继解放了。归心似箭的他想绕道香港坐英国人的船经上海回宁波，但当船开到汕头的洋面时就不能再继续前行了，只能调头回香港。后来，安中先生尝试重返广州，又尝试转道重庆再经上海回宁波，然而都没有成功。就这样，安中先生孤身一人滞留在香港，浑身上下只有20美元、120余元港币和两只金戒指，而且他既不懂广东话，也不懂英语。没有办法，安中先生只好去找比他早几个月到香港的老乡沈绍敏。后来，沈绍敏介绍他到一家“金号”去做事。因为之前在金融业、钱庄干过，懂会计，所以安中先生白天在茶房打杂，晚上帮忙做做出纳，睡地铺，拿着微薄的月薪讨生活。从这里起步，安中先生用自己的积蓄与人合资办了一家纺织厂——嘉丰纱厂。由于机器陈旧，先天不足，嘉丰纱厂办了三年还是亏本，后来没有办法，安中先生和合作人决定与日商合作，但这次合作情况还是不理想。最后，安中先生决定结束嘉丰。结束嘉丰后的安中先生，又一次办起了纱厂，就是荣华纱厂。在历经波折好不容易站稳脚跟之后，荣华纱厂又遇到了发展困境。一番思考之后，安中先生决定进军印尼谋求生机。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层层风波的荣华纱厂终于闯出一条生路，自此枯木逢春，终臻成功。经过20多年的打拼，到1970年，安中先生53岁时，他终于买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公寓楼——玫瑰新村，有300平方米，在半山上，居住条件还算不错。

年过六旬的安中先生，靠自己的努力拼搏和踏实诚信，从无立锥之地到成功拥有自己的纱厂和房产。这个时候，他的三个儿子已经事业有成：大儿子在南非，二儿子在印尼，三儿子在泰国。第三代也都送出去留学了。他则处于三不管时期：不管钱，不管事业，不管子女，进入了人生的自由阶段，也就是他自己说的人生第二阶段。

1981年，在时隔三十多年后，赵安中先生终于踏上了返乡之程。那时的宁波地市还没合并，政府对外接待也很低调。安中先生找到工商联副会长，也就是后来的甬港联谊会会长崔汉章先生，请他帮忙找到中兴学堂的老校友倪家康（那时倪家康已改名为倪寒中）。(www.xing528.com)

在倪寒中的陪同下，安中先生重游家乡，感到很亲切。至于那些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他觉得要想彻底改变落后的面貌，必须从抓教育开始。

时任香港上海总会会长的王剑伟先生是奉化大堰人，而这个组织的成员大多是祖籍宁波的上海人，他们每两年组织一次回国旅游考察活动。安中先生带着夫人，跟着他们游览上海、北京、西安等地，跑了祖国很多地方，可他的心始终在宁波，在镇海，还有他的岳父家——宁海。他对宁海有着很深的感情，源自岳父一家对他的支持。自从与妻子龚碧华结婚，到大儿子赵亨衍、二儿子赵亨龙出生，安中先生陆续在宁波、上海打拼，后来更是孤身一人南下，到广州、香港闯荡，所以岳父一家对他的妻儿照顾很多。连他的二儿子赵亨龙也曾经讲过：“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不慎滑入深潭，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民救了我。所以说，生我者父母，养我者外公，救我者农民。”由此可见，赵安中先生一家对他岳父母的感情之深。1990年，赵安中先生在宁海捐建了教学楼，并以他岳父和夫人的名字分别命名为“旭明教研楼”“碧华教学楼”。自此以后，他总想找机会在宁波等地做出自己的贡献，报答家乡，这也是他人生第三阶段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