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工业化发展的阶段性划分

从菲律宾政府的官方档案资料来考察，菲律宾战后工业化发展进程似乎与其邻国一样，也经历了进口替代与面向出口的不同阶段。因此，很多学者将菲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颁布的与其邻国相类似的有关工业化发展的外资激励政策，当作菲律宾工业发展进程从进口替代向面向出口转变的分水岭。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菲律宾的官方文件资料还反映了菲律宾政府试图发展进口替代第二阶段（IS2）工业化建设的努力，因此也有学者认为，菲律宾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也与马来西亚相似，由以下几个不同阶段依次过渡而成：进口替代第一阶段→面向出口第一阶段→进口替代第二阶段→面向出口第一与第二阶段混合发展的四个阶段（IS1→EO1→IS2→EO1和EO2混合）。^[2]

可是，倘若对菲律宾工业发展政策与实践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便可发现，仅仅根据政府的档案文件资料便对菲律宾战后的工业发展做出阶段性划分不符合菲律宾工业发展的客观真实情况。基于菲律宾的工业化发展实践，菲律宾的工业化进程应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进口替代第一阶段工业化发展时期（IS1），持续时间从5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第二阶段为面向出口第一阶段与面向出口第二阶段工业化混合发展时期（EO1和EO2混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20多年的时间里，菲律宾的工业化经历了从进口替代向面向出口过渡的漫长时期。菲律宾工业化发展方向的转变持续时间特别长，过程亦极其复杂，成为菲律宾有别于其他东亚发展中邻国的重要标志，也是菲律宾工业发展，尤其是制造业发展严重滞后的主要原因。

菲律宾前总理兼财政部长塞萨尔·维拉塔精辟地阐明了菲律宾在实现进口替代工业向面向出口工业转变过程中的艰巨性。“……20世纪60年代末与70年代，留下了菲律宾试图取代进口替代，强调面向出口与劳务的痕迹，然而这种转变的兆头在之后的十年才开始出现。希冀实现菲律宾经济方向的转变是一个极其艰巨的过程，因为存在着很多财政鼓励与保护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转变过程中的冲突正在继续。尽管菲律宾周边国家面向出口的经济早已呈现出飞快与持续的增长，这些都是有目共睹与可资借鉴的经验。可是，菲律宾国内保护工业的力量依然成功地阻缓了菲律宾的这一转变过程”。^[3]菲律宾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之所以步履蹒跚，除了维拉塔所谈及的受到掌握国家政权机构的国内既得利益者的阻挠之外，还受制于以下原因：

第一，菲律宾统治者对菲律宾工业化及其政策的政治性误用。囿于菲律宾在战后所处的作为美国“新殖民主义”国家的政治地位，菲律宾政府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之目的系维护美国大垄断资本、美国出口商在菲律宾国内市场攫取巨额利润并满足菲律宾上层阶级奢侈生活的需要。与之相适应，相关的工业保护政策的重点与其邻国相背离。比如，在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关税保护主要有利于非必需品和奢侈品进口替代的生产，而不利于人民大众必需品进口替代的生产。在宣布实行产品面向出口工业化时期，国家的有关经济部门却继续采取币值高估和关税保护政策。同时，政府还利用贸易、金融等宏观经济政策的组合效应，抵消刺激面向出口工业发展的政策效应。(www.xing528.com)

第二，菲律宾工业化发展方向的转向因政治原因而屡遭挫折。直至拉莫斯政府在1992年执政之后，排除来自于不同政治集团的干扰，基本上统一了全国上下改革开放的思想，并以配套的改革措施进行了全面的经济政策调整，打破了国家垄断的保护贸易体制，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这些重要的措施，辅之于较为有竞争力的汇率政策，终于基本上确立了菲律宾的出口导向性经济的发展方向。可是，拉莫斯政府推动的面向出口的工业化努力又因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再次受挫。

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影响下以及IMF贷款条件的制约下，菲律宾经济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进一步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尤其表现在放宽对外资进入的限制。菲律宾政府开始积极寻找菲律宾的制造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环节，推行以外资带动的工业化（FDI led industrialization）发展战略。2000年之后，业务流程外包（BPO-IT）与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成为拉动菲律宾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和缓解贫困的引擎，被称为菲律宾的朝阳产业。2002年菲律宾政府还正式将产业集群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颁布了RA741法令，规定经济特区中的优惠政策同样适用于产业集群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发展产业集群的计划，并重点发展了电子、家具、珠宝等行业。这些可被视为菲律宾政府应对菲律宾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去工业化”所带来的问题而采取的举措，对产业增值、扩大GDP规模、解决就业问题和缓解贫困起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