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工业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政府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应该发挥何种作用，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激烈争辩的焦点。尤其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日本政府与世界银行所持的针锋相对的论点是众所周知的。

从便利日本的生产基地对东南亚有序转移的角度，日本政府一直强调东南亚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制定工业化政策的重要性。1991年，日本海外基金合作发表了《世界银行结构调整理论的有关问题：主要合作者的一个建议》一文，批评世界银行在向东南亚国家提供结构贷款的附加条件过分重视宏观经济稳定，弱化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这是不符合东南亚的实际情况的。文章指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要取得持续增长，政府必须直接采取促进投资的措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必须是促进主导工业发展极其清晰的工业政策的一部分；由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是失败的，直接或附加贷款必须扮演促进工业发展的重要角色。

而世界银行却认为，政府对工业化进行干预而制定的工业化政策会带来很多负面作用，比如政府财政收入的流失、商品价格的扭曲，最终对资源配置造成严重的不公平。在肯定包括新加坡等四个“东亚四小”政府的成功，尤其是以多种方式和多种渠道扶植特定产业发展的同时，强调这种经验不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为经济发展向比其低一层次的发展中经济体树立了促进出口战略的样板”。与新加坡等东北亚经济体不同，这三个东南亚国家在采纳吸引外资，为出口创造有利环境的政策时，并未同时采取金融压抑和工业目标政策。因此，它们的经济增长依靠市场力量最少，没有采取“坏”的工业政策，即：为促进特定产业部门的发展而试图采取涵盖贸易、金融、技术和人力资源等方面有选择的政策干预。它们的成功证明其他发展中国家无须采取工业政策，同样可以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工业化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不过，世界银行的观点遭到了来自于这三个东南亚国家的著名经济学家的否定与批评。^[36]

东南亚工业化发展的历程表明，不同的国家以及政府在不同的工业化阶段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东南亚国家早期的工业化过程中，政府的发动与扶植起了关键的作用。首先，要实现工业化必须要有一定的基础设施，如公路、铁路和港口等的修建，这将降低运输成本和加强市场联系，为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准备必要的条件。单个企业对此是无力负担的，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其次，政府还必须凭借其特殊的地位，建立发电、供水、排水、电信等方面的国有企业，为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城市发展提供必要的服务。此外，政府要为工业化制定全面发展计划和详细的中期工业发展计划。制定这些计划时，要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贸政策、外汇政策等方面做出综合的研究。政府还要在财源和技术的培养两个方面发挥必不可少的作用，在创办工业发展银行以积聚和疏导国内储蓄的同时，还必须积极利用国外储蓄，包括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当东南亚国家处在工业化发展初期时，一般都依靠外国直接投资，把技术、资本、熟练劳动力、销售和管理经验等一揽子转移过来。

工业化发展中后期则采用硬政府与软市场相结合的政策。硬政府对于工业发展的强制干预主要表现为：制定工业化长期、中期、短期发展计划，制定吸引本资和外资的投资优惠措施和优先投资法案，继续为工业发展提供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必须代行部分市场机制的宏观资源配置职能；利用政权力量培育市场；防止和纠正市场运行中的竞争不足及竞争过度的倾向。软市场对于工业发展的干预一是通过利率、信贷对企业的市场行为进行强有力的干预；二是通过汇率、关税等经济杠杆对外汇分配、创汇及外汇市场进行有效控制；三是通过非正式指令（如领导人的影响）及价格补贴等形式调节企业市场活动，迫使企业承担义务；四是通过正式指令，如颁布总统紧急法令对经济生活，包括如对私人企业的借款、银行的贷款利率进行干预，为企业的合并与优化提供长期低息贷款、高折旧提成和投资贷款等；五是通过对税收管理、财经纪律等硬性控制，实施对市场的引导。

东南亚国家工业化发展进程的实践表明，硬政府和软市场这两种方法是根据各自的现实情况和实际需要相机选择。并且，国与国之间在工业政策的选择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注释】

[1][德]鲁道夫·吕贝尔特：《工业化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79～87页。

[2][美]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2～25页。

[3][印]撒克、巴门拜：《工业化与经济发展》，转引自C.H.Kirk Patrick，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3，p.2.

[4]郭熙保：《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英]杰拉尔德·迈耶、达德利·西尔斯：《发展经济学的先驱》，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胡代光、厉以宁：《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沈红芳：《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

[5]David Colman and Frederick Nixson，Economics of Change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4；谭崇台：《发展经济学概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2～126页；任保平、洪银兴：《发展经济学的工业化理论评述》，《学术月刊》2004年第4期，第43～48页。

[6]项东：《发展经济学视角下的工业化理论研究综述》，《生产力研究》2010年第11期，第252～256页。

[7]张培刚：《工业化的理论》，《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7期，第221～226页。

[8][美]钱纳里、赛尔奎因：《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9][英]伊特韦尔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

[10][美]钱纳里、赛尔奎因：《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73页。

[11]转引自车莹：《工业化、概念、发展理论和衡量指标》，《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25～27页。

[12]张培刚：《工业化的理论》，《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7期，第226页。

[13]事实上，拉丁美洲国家之所以在20世纪30—90年代长期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并从劳动密集型和消费品进口替代过渡到技术密集型资本货物的替代是基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经济条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实施曾为拉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1950—1965年拉美整体的经济增长率为5.2%，1965—1974年增至6.7%，1974—1980年降至5.1%。

[14][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15][美]钱纳里、赛尔奎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www.xing528.com)

[16]郭庆认为，在运用钱纳里人均经济总量标准时，必须考虑美元自身贬值对判断结论的可能影响。所以，在折算时可以选择两种价格标准（汇率值或购买力平价值）之一进行换算，或者把比较期的人均GDP换算为1970年（或1980年）美元值，或者把发展阶段划分的数量标准调整为比较期的美元值。转引自郭庆：《工业化进程测度统计指标体系初探》，《统计与决策（理论版）》2007年第5期，第60～62页。

[17]所谓“逆工业化”和“工业化的瓦解”是指，原始工业系统在它发展过程中由其内部矛盾引出了一些严重的问题，这些矛盾不解决，如果必须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一般的架构缺乏或不充分发展，那么，工业化的转型必然失败”。参见D.C.Coleman，Proto-Industrialization：A Concept too Many，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36.1983，pp.438，439，443.

[18]F.F.Mendels，Proto-Industrialization：Theory and Reality，General Report“A”Themes in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1982，pp.77～80.

[19]依附学派源自两大学派，即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发展委员会发展理论简称拉美发展主义理论（ECLA Development Thinking）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New Marxism）。前者产生于对早期拉丁美洲发展问题的讨论之中，并有进一步的发展。后者试图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分析经济发展问题及其有关国际经济关系，对西方发展经济理论进行批判，并抨击拉美的发展主义理论的一些观点。依附论学派的大部分经济学家来自于拉美本土，并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对不发达的现象与根源进行了经验性的考察与探索。

[20]Magnus Blomstrom and Bjorn Hettne，Development Theory in Transition，London：Zed Books Ltd.，1987，pp.57～78.

[21]Gerald Tan，The End of Asian Miracle-Tracing Asi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ingapore：Times Academic Press，1999，pp.204～244.

[22]杨小凯：《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91～295页。

[23]这些理论也通常被称之为结构主义理论。

[24][美]拉格斯·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拉格斯·纳克斯：《市场规模和投资引诱》，收录于郭熙保主编：《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

[25][美]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增长的五个阶段：概述》，《起飞》，收录于郭熙保主编：《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

[26][奥]保罗·罗森斯坦-罗丹：《略论“大推进”理论》，收录于郭熙保主编：《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

[27][美]马尔科姆·吉利斯：《发展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86～90页；陶文达：《发展经济学》，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第194～196页。

[28]杨小凯、黄有光：《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3页。

[29]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06页。

[30]在纯经济理论中，历来的传统都是集中研究“因变数”，例如货物和生产因素的价格，并假定这些变数的资料是给定的。而经济发展理论则着重于研究经济理论的“资料变动”，称之为“自变数”。

[31]Ferdynand Zweig，Economics and Technology，London：King &Shaxson Limited，1936，pp.38～52.

[32][英]桑加亚·拉尔：《成功的工业化》，收录于《发展经济学前沿问题》，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第140页。

[33]杨小凯：《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91～292页。

[34]Kimura等学者运用引力模型证明东亚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之间，垂直分工的产业内贸易更加发达。这说明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之间更容易发挥各自的区位优势，促进产业和产品内分工的加剧。

[35]在解释该地区经济成功的经验时，内生增长理论分化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教育、科学、技术进步是该地区经济持续增长重要的内生因素。由于市场价格并没有为从事这些部门的公司和代理商带来正面的经济效益，因此私人对教育、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投资是不足的。东南亚政府对这些领域进行了适当的政府干预，在不寻求“外生”因素的前提下使人均产出和收入得到了继续增长，打破并修正了新古典增长模式中边际生产率递减的假设。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东南亚政府通过对一些有“外溢”经济效应的部门（如出口赚汇部门）进行有选择的干预与直接参与，使这些部门在一段时期内具有创新和增强生产率的动力。由于私人投资者出于个人经济利益的考虑，不会在这些部门作出投资决策。

[36]有关争论参见沈红芳：《走出单一“东亚模式”的误区》，《南洋问题研究》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