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国家的工业化发展路径与阶段

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在独立后相当长时期内不惜牺牲农业，制定明晰的工业化政策，全力动员有限的财政力量，以促进工业的快速增长。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深受早期发展经济理论“线性阶段模式”的影响，即：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被视为所有国家都必须经历的一系列连续的阶段或线性的过程；必须具备适量的储蓄、投资额；经济发展就是总量经济的迅速增长。由于工业产品的增加值要远远高于农产品，因此工业化成为促进经济总量增长的主动力。加速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成为东盟国家在经济发展早期的重要特征，也是它们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摆脱贫困和落后的唯一途径。

然而，由于东南亚国家国情差异甚大，各国开始工业化发展的初始条件包括了不同的人口、资源禀赋、生产因素、生产力和制度组织状态，以及不同的政治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由一国政治经济体制、政策与策略以及国内外政治势力等因素决定的经济运行机制相差甚远，东南亚各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发展结果之间的差别十分迥异。与发达国家和拉美国家相比，东南亚的工业化阶段具有显著的特点。

在比较东盟老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与拉丁美洲的工业化成效时，东盟老成员国在较短时期内结束了IS的发展方向，进入EO发展时期，避免了进口替代第二阶段——重化工业的发展（IS2），被认为是东南亚区别于拉丁美洲的经济停滞，创造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奇迹”的关键。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为了适应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垄断资本和私人基金投资（包括退休基金、互助基金和对冲基金）在全球扩张的需要，新自由主义理论在国际经济学术界占据了主流地位。该理论极力鼓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进行经济体制自由化、私有化、非制度化的改革，以排除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贸易的制度性障碍；鼓吹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认为工业化政策是“肮脏”的，具有很多负面效应，包括会使国家财政税收流失，对商品的价格产生严重扭曲，滋生腐败等。主要由发达国家控制的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通过提供贷款，诱使东南亚政府接受贷款条件，大力发展以外资和跨国公司带动的面向出口的工业发展（EO2）。东南亚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的高速增长曾被IMF和世界银行归功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新宏观经济理论在东南亚的成功实践，世界银行在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的报告书中赞誉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为比其低一层次的发展中经济体树立了促进出口战略的样板……它们的成功经验证明，其他发展中国家无须采取工业政策，同样可以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工业化和经济结构的变化”。

但是，上述这些观点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辩。日本政府与学者一致认为，东南亚经济要取得持续增长，政府必须直接采取促进投资的措施，包括制定促进主导工业发展极其清晰的工业政策。国际组织的直接贷款或贷款的附加条件必须扮演促进工业发展的重要角色。东南亚的学者则认为，在各国初始与约束条件制约下，本地区的工业化发展进程是多样性的，并非仅经历了进口替代转为面向出口的两个阶段，而是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或类型：（1）进口替代第一阶段（IS1）：生产消费品，使用保护措施扶植幼稚工业的发展。（2）进口替代第二阶段（IS2），生产资本货物和耐用消费品。（3）面向出口第一阶段（EO1），生产劳动密集型面向出口的轻工业产品。（4）面向出口第一阶段（EO1）和面向出口第二阶段混合（EO2-complex），生产技术/资本/知识密集型工业产品；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进行技术和经济重组。由于东南亚各个国家的经济情况不同，它们的工业化模式和工业化发展进程是处在不同的阶段上，它们的工业政策也是完全不同的。但凡真正推行过IS2策略的东南亚国家，如马来西亚，其经济绩效并非如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那样是负面的。从较长的时期来考察，IS2策略的推行非但没有阻碍经济的快速增长，反而给下一阶段更为强劲的以EO带动的经济增长打下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使之能够更好地应对变化莫测的经济全球化，减少外部经济对民族经济的冲击。此外，也有学者观察到东南亚国家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的过渡并非可以进行那么清晰的时间划分，在阶段的交替期间有一个时滞期，存在着明显的交融特点。这是由于工业化重点的转变与政策的变化会对从事不同行业的厂商带来不同的影响，也会遭致来自于政界和商界的阻扰。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该地区长达十几年的持续经济发展的成果毁于一旦，促使国际学术界（包括东南亚政界与学界）重新审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工业化发展与政策、外资引进与跨国公司对经济发展，尤其是技术进步的作用，并重新评估危机后东南亚的经济实力及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尤其是，从1990年至今约20年多年的改革历程表明，东南亚国家的工业结构和发展进程化出现了多样性。

新加坡在经历了面向出口第二阶段（EO2）的大发展之后，采取激励措施吸引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在新加坡安营扎寨，从事高科技研发，同时鼓励企业技术升级，大力发展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生产与出口，新加坡已经形成电子、化工、生物医药、资信与传媒、物流、金融等多个产业群，成为全球重要的集成电路、芯片和磁盘驱动器的生产基地。与建筑业、运输与通信业、金融和商业一起，新加坡的制造业仍然是其支柱产业。

马来西亚积极抓住战后全球经济高速发展和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机遇，自主实施了一系列发展战略和国民经济建设计划，从而转变为一个由高科技、资本密集型工业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体。在东南亚地区，马来西亚的工业化完成程度也较高，为世界瞩目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之一。

泰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进一步加快了经济的对外开放。在工业领域积极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工业化。提供很多激励措施以吸引外国跨国公司在泰国设立地区性总部，从而带动了泰国的汽车和IT行业等集群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泰国之前的工业化发展道路相比较，现在的工业发展已呈现出“由外国直接投资带动工业化”（FDI led industrialization）的特点。(www.xing528.com)

印尼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与政策也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印尼政府提出了所谓的“国家竞争力构建”工业发展战略，使经济增长由过去主要由石油及石油加工产品出口带动转变为由投资、消费和出口共同驱动的增长模式。通过大力引进外资，推动非石油制造业的复苏和产品出口的竞争力，并优先发展产业集群，以使制造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在2025年成为工业强国。

菲律宾政府针对本国一直存在的“去工业化”现象，较大幅度地改变了其工业化发展方向，提出为其制造业在全球寻找产业链的工业化发展思想。菲律宾政府在原有的出口加工区基础设施的基础上，采取了各种有效激励措施，使外国跨国公司在菲律宾的电子产品生产与出口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菲律宾政府猛赶当前一轮由外国直接投资驱动的现代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浪潮，使得菲律宾的BPOIT产业在近些年来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东南亚的一些后进国家在削弱传统进口替代工业的同时，也加快了面向出口工业部门的发展。对于越南、柬埔寨、缅甸和老挝而言，它们的工业化进程与老东盟成员国相比有较大的区别。

越南经过20多年的革新开放，经济结构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化，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逐步上升，农业的比重逐步下降，越南已经开始从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化和现代化国家过渡。越南政府决心到2020年，将越南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届时，越南的经济结构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农林渔业产值仅占13%左右，工业、服务业的比重将分别上升至45%和42%。

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的工业化进程基本上仍然停留在消费品进口替代阶段。不过，在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的布局下，它们也成为产业链上的一环，为跨国公司提供以廉价劳动力资源为优势的出口加工服务。对越南、老挝和缅甸而言，它们还面对着经济转型的问题。

以石油为主业的文莱，其工业发展进程更具有其独特性。它曾尝试实现工业化，采取措施吸引外资对文莱的出口导向型和进口替代工业进行投资。在大力加强石油加工业的同时，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战略。但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结合文莱自身国内市场狭小，人口不多，人才缺乏，技术力量薄弱，资本有限等特点，文莱政府最终采取跨越式发展，越过工业化过程直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今后文莱经济发展的重点是以金融业、旅游业、现代服务业等为代表的高竞争力产业。

总而言之，20世纪80年代之后，东南亚政府直面全球经济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所采取的不同积极或消极的应对举措则进一步拓宽了东南亚各国在工业化发展结果之间的鸿沟。外国跨国公司全球投资战略的改变，东南亚各国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能力优劣，以及政府能否制定出既能迎合国际资本投资潮流，抓住发展机遇，又能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工业化发展计划与工业政策等重大因素，是东南亚各国工业化模式多样性的重要缘由。

不过，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市场机制在东南亚国家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得以确立和巩固，国家在经济中的调控作用弱化，政府对经济进行调控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东南亚经济发展与工业化模式的趋同性也越来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