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发展的驱动力与限制因素

对于工业化发展的驱动力及限制因素，不同的经济学家给予了不同角度的分析和解释。观点纷呈出新，然而却充满着争议。推动工业化发展的驱动力主要是分工演进、规模经济、生产技术、企业创新精神、市场需求等因素，而人口、资源与社会制度既可成为工业发展的驱动力，又可成为限制因素。

古典主流经济学家包括斯密（Smith，1776）、约瑟夫·哈里斯（Joseph Harris，1757）、乔赛亚·图克尔（Josiah Tucher，1756，1774）、黑格尔（Hegel，1821）到马歇尔（Marshall，1890）和沃克（Walker，1874）关注的焦点是分工对经济发展的含义。这一核心的主体是斯密定理，即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工业化的重要驱动力是分工。斯密猜想，农业部门收入份额减少的原因是由于工业和农业中专业化带来的好处与专业化带来的季节调节成本之间的相对差别。这个猜想意味着，农业部门收入份额减少并非由于嗜好、收入，或者外生技术条件的改变，而是由于农业部门的分工具有更高的协调成本，它必须通过进口越来越多的工业品来提高生产率。这些工业品是制造业部门的高分工水平下生产出来的。这些部门的分工经济很可能大大超过交易成本。新机器和新技术的出现是由分工网络大小与相关市场容量决定的，如果分工网络没有充分发展，则不仅新技术不能发明，即使被发明出来，也无法商业化。同时，交易条件的改进、国际贸易的扩大刺激了分工的演进。因此，杨格（Young，1928）则认为工业化是分工在迂回生产过程中的一个演进过程，而分工的演进又扩大了市场网络并提升生产力。^[22]

被克鲁格曼称之为“高级发展经济学”的工业化理论是由拉格斯·纳克斯（Ragnar Nurkse）、哈维·莱宾斯坦（H.Leibenstein）、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n-Rodan）、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和保罗·斯特里顿（Paul Streeton）等人发展的。^[23]这些理论的特点一是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二是强调工业化的重要性。克鲁格曼认为，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为了说明规模经济是工业化的一个要素。纳克斯认为，不发达国家的贫困与落后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两个有着因果联系的贫困的恶性循环圈（vicious circle）。一个是供给的恶性循环圈：低生产率→低收入→低储蓄率→低投资率→低生产率。另一个是需求的恶性循环圈：低收入→低投资引诱→低投资率→低生产率→低收入。两个恶性循环圈的形成源于资本稀缺。唯有注入资本，才能打破恶性循环，进入经济增长的轨道。^[24]哈维·莱宾斯坦则加上了人口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一步发展了纳克斯的理论。莱宾斯坦将纳克斯的“一个国家之所以穷是因为它穷”的恶性循环理论称之为“类稳定均衡”（quisi-stable equilibrium）。他认为，不发达国家任何导致人均收入上升的刺激，都必然会促使人口的增长，最后又使人均收入降低到仅能糊口的水平，恢复到“类稳定均衡”状态。要打破这种“均衡”，就必须有一种关键临界推动力（critical minimum effort），最终使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超过阻碍经济增长的力量。

罗斯托将摆脱贫困恶性循环的关键临界推动力比作“起飞”。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关键性动力是资本积累。但是，决定性因素则是投资需求，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起飞会遇到重重阻力。因此，首先必须排除来自于传统习俗、民族意识、政治、文化等方面对经济起飞形成的障碍。其次，动员可借贷资本的供应，包括国家机构与私人的资本供给、通过外贸产生的利润再投资、国外资本输入。净投资至少必须占国民收入的10%以上，以超过可能的人口压力。第三，建立起飞的主导部门。这些部门的增长率，部分来源于总需求因素如人口、消费者收入、偏好等，部分来源于供给因素。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traditional society）、起飞准备阶段（preconditions for take-off）、起飞至成熟阶段（the drive to maturity）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the age of high mass consumption）。^[25]

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n-Rodan）的“大推进”（Big Push）理论认为，由于不发达国家都是传统农业国，存在着三种“不可分性”。第一，社会基础资本的不可分性（或称资本的集聚性）；第二，需求不可分性（需求互补性）；第三，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罗森斯坦-罗丹指出，三种不可分性的程度及其相对重要性，不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更甚。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所存在的必要条件的缺陷，“似乎要求用大推进来跨越发展的经济障碍”。因此，必须全面地、大规模地投入资本来实现工业化。“大推进”资金投向可以是制造业、基础工业，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投资于社会基础设施部门。因为任何一个经济项目的建设都会遇到缺乏社会基础设施的障碍。^[26]

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和保罗·斯特里顿（Paul Streeton）则认为，“大推进”战略所需要的资源正是不发达国家所缺乏的。赫希曼从供给角度提出了联系效应（linkage effect）的概念。即，国民经济中一个产业或部门的发展会诱发其他产业或部门发展的作用过程。凡有联系效应的产业或部门，不论是后向联系还是前向联系，都能通过其扩展而产生引致投资，引致投资不仅能促进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产业或部门的发展，反过来还能推动该产业的进一步扩张，从而使整个产业部门都得到发展，实现经济的增长。因此，一国应当选择联系效应最大的产业优先发展，走不平衡发展的道路。斯特里顿则从需求角度论证不平衡增长战略。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需求存在着一种“欲望合成代谢”，某些基本的欲望得以满足后，新的欲望继之而生。因此，各部门的同时发展和产业的同时增长并不能一次性地或永远地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有些产品或部门的需求暂时得以满足，但市场容量扩大后，会因人们的欲望转变和需求的变更重新使其有效需求不足，而其他产品或部门的有效需求却相对过剩。为克服这一矛盾，应优先发展某些主导部门，实现不平衡增长。^[27]

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杨小凯、黄有光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说，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发展经济学。杨小凯、黄有光（2000）等也用分工理论，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的角度解释了工业化的实现进程，指出“工业化的特点是分工演进、商业化和贸易依存度的上升、新机器的出现、每个人专业化水平上升、结构多样化及企业制度、劳动力市场发展等现象同时出现”。^[28]他们认为，“新层次核心的中间产品的产生意味着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出现，他们与工业化过程相联系”，“工业化过程将使一个经济从每个人都自给几种产品且不使用复杂中间产品的自足状态演进为每个人都专门生产一种产品并高度依赖市场和贸易的工业化阶段。在工业化阶段中，产业层系有很多层次，专业生产者生产许多复杂的中间产品”。同时，他们还运用分工理论揭示了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的分工慢于工业领域分工的具体原因，以新的视角对工业化过程进行了解释。^[29]

我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2008）对工业演进的发动因素以及限制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奈特（Frank H.Knight）研究的基础上，张培刚认为，促进工业化演进的因素不仅包括了因变数（dependent variables），还包括了自变数（independent variables），这些变数或因素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甚至在较长的时间段中相互变动。^[30]他将奈特所解释的五个工业演进的发动因素重新加以组合，分成四类，即：（1）人口——数量、组成及地理分布；（2）资源或物力——种类、数量及地理分布；（3）社会资源——人的和物的要素所有权的分布；（4）生产技术——着重于发明的应用。此外，他还加入另一种基本变数，那就是：（5）企业创新管理才能（entrepreneurship），它会改变生产函数或应用新的生产函数，抑或改变生产要素的组合或应用新的生产要素组合。(www.xing528.com)

他认为，上述五种因素是发动和定性工业化过程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但由于它们的性质和影响各有不同，可以再归纳并划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工业化的发动因素，它包括了企业创新管理才能和生产技术。一类是限制因素，包括资源及人口。而社会制度则被视为既是发动因素，又是限制因素。在桑巴特（J.A.Shumpeter）、厄谢尔（A.P.Usher）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张培刚认为，企业创新管理才能（亦可被称之为“企业创新精神”，enterprising spirit），连同包括规章和组织的“方式”（form），及“技术方法”（technical methods）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本质的三种基本特征。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企业创新精神，它是中世纪晚期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蓬勃发展的基本发动因素，将工业的市场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再与18世纪机器发明和技术进步的应用相连接，使得产业革命过程成为现实。生产技术（technology）也是工业化的主要动力。在解释工业进化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时，很多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非常重视生产技术这一因素，甚至认为是支配因素。兹威格在研究生产技术进步时，曾将其分为三类：生产力的进步（progress in productivity）、质量的进步（progress in quality）及翻新的进步（progress in novelty）。^[31]广义的生产技术包括了发明（invention）和创新（innovation）。在理论上，每一生产单位的生产技术资料可用生产函数来表现。

桑加亚·拉尔认为，成功的工业化在短期内意味着物质能力的增加或生产能力的有效提高。由于生产率的提高和竞争力的增强，增长是长期持续的。一个工业化成功的国家以日益增长的本国物质、人力和技术投入来不断使制造业活动复杂化和深化。“因此，确定工业化成功最简便的方法是考察在长期中制造业产值的增长、出口增长与多样化，并将国内工业承受能力的保护水平作为效率和活力的指标”。他还提出了工业化成功的基本因素是：在企业这一级中达到静态与动态效率。企业层次的效率取决于它在经济上动员外部因素的能力，把它们结合到其组织中，并产生自己的一套技术、管理和其他能力。现代工业所需要的工业能力包括了企业家能力、管理能力与技术能力。而企业能力的获得则决定于激励、投资和外部支持。^[32]

制度因素对工业化的发动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墨克（Joel Mokyr）、罗森伯格和巴泽尔（Rosenberg and Birdaell）、诺斯（Douglas North）、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和萨克斯（J.Sachs）对欧洲工业革命进行的成果表明，工业革命是如此推动的：欧洲同一文化下的敌对主权国家之间的竞争和政体的多样性激励了很多制度试验。作为制度试验和内外部政治兼并的多样性的结果，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前产生了一套特殊的制度。这样一套有很强适应性和社会学习能力的制度，大大改进了交易条件。在工业革命之前和工业革命的过程中，由于交易条件的改进，国际贸易的扩大刺激了分工的演进，君主立宪政体和议会民主提供了长期的政治稳定，专利法和不断演进的普通法有效保护了财产所有权。受保护的企业剩余权减少了建立企业和专业化的企业家活动所需的交易成本，而知识产权的保障直接改进了技术的交易条件并刺激了新技术的专业化发明。当专利法不足以保护企业家的思想和发明的权利时，企业制度就通过企业的剩余权和行业机密来保护知识产权。因此他们认为，一个稳定的、非掠夺性的税收体系和政府的放任自由政策会鼓励商业活动和分工的发展。^[33]

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跨国公司和多国公司的产业迁移，大大加快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促进了东南亚工业部门新兴制造业的快速增长和产业升级。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之前，跨国公司在东南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纤维纺织工业、农产品加工业，以及进口替代消费品部门。20世纪70年代之后，跨国公司主要集中投资于钢铁、造船和石油化工等部门。进入20世纪80年代，由于日元大幅升值后，跨国公司在电子电器业的投资比重不断提高，促使东南亚发展成了世界上重要的电子电器业生产和装配基地。在跨国公司的这种投资结构影响下，东南亚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相应出现了纤维纺织产业部门，继之是钢铁、造船和石油化工部门的快速发展，以及IT新兴制造业部门的大发展。这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加速东南亚国家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过渡和产业结构的升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跨国公司发展战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完成了从多国独立体系、简单一体化体系向复合一体化体系和网络化、开放性国际生产体系的历史嬗变。与早期的跨国公司组织结构和战略特点较为明显的区别是：全球生产网络地区融合的强度、市场的广度和公司整体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换言之，也就是世界市场日益提高对整个生产系统和供应链竞争力的要求，而不是个别的工厂和公司。这种高度融合的国际生产体系的出现，是跨国公司对日益变化的全球经济环境所做出的反应，其驱动力包括以下几个因素：（1）国际贸易和资金流动的壁垒正在不断降低，外资政策不断便利化。国际投资协定（IIAS）的大量涌现，各国的投资促进机构提供持续的直接的激励，使得资金、商品、服务以及知识的流动更自由，为GPN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便利。（2）跨境商业合作的成本大为降低。物流能力的提高和信息技术的发展降低了远距离分工的成本。计算机、光纤通信、航空航天、信息软件等在生产制造上具有高度可分性的产业得到飞速发展，促使全球生产模式的转化。（3）竞争促使企业在全球提高资源流动性，迫使生产企业要对全球市场的需求做出快速的应变，而不能仅仅关注某一地区的需求。（4）地区内不同发展水平经济体的相互贸易，促进了各自的区位优势，进一步推动了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34]

各种追赶理论对促进东南亚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是工业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其中，雁阵范式理论（Flying Geese Pattern）、技术阶梯理论（Technological Ladder Hypothesis）和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影响最深。雁阵范式理论是一种以经济和科技相对后进国为中心的产业移植理论。后进国处于主导地位，它们主动地以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引进为起点，通过国产化研究和进口替代的努力，最终实现国有化产品的出口，从而完成整个产业的移植过程，并使该国的技术和经济水平逐步赶上先进国家。技术阶梯理论则为西方先进国领先与传递模式，后进国处于被动的地位。其技术升级主要通过先进国的跨国公司对后进国的资本输出和技术转移实现。不过，这两种理论的共性在于说教东南亚国家更进一步地对外资开放，减少对外资投资的人为障碍，降低对外国商品进口的关税水平，并积极消除非关税壁垒。内生增长理论则试图说明教育、科学、技术进步，以及政府有选择的干预是该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因。^[35]

对工业化的限制主要是根据国家开始工业化进程的初始条件的差别。它既包括了生产要素及资源要素禀赋的差别、人口的多寡，又包括了经济发展阶段，乃至一国在开始工业化建设时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