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演进阶段及理论依据

测定工业化进程的关键在于确定一国工业化所处的阶段和时期，长期以来在国际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在投资贸易自由化和跨国公司生产全球化的推动下，有关划分工业化进程的指标及其相关理论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并逐渐得到完善。

（一）钱纳里的多国模型

钱纳里和赛尔奎因在1950—1970年对世界上101个国家的工业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在对有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提出了“多国模型”。^[15]

他们在借助多国模型提出的增长模式中表明：随人均收入增长而发生的结构转变过程划分为初级产品生产、工业化和发达经济三个阶段，工业化又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该模型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经济发展划分的六个时期、三个阶段。

表1-1　钱纳里人均经济总量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

在第一阶段，农业等初级产品生产占统治地位，资本积累低速至中速增长、劳动力加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缓慢增长而致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在第二阶段，初级产品生产份额上升，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服务业的份额几乎不变，资本在经济增长贡献中占主要地位，经济快速增长；在第三阶段，制造业在经济和就业中的比重下降，经济增长和就业主要依赖于服务业，资本和人口增长趋缓，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16]

（二）配第—克拉克定理和库兹涅茨法则

配第1672年的研究指出：工业比农业收入多，商业又比工业的收入多，即工业比农业、商业比工业附加值高。在吸收并继承了配第的观点的基础上，克拉克通过对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时期三次产业劳动投入和总产出的资料进行整理与比较，总结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结构变化与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随着经济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相应提高，劳动力逐步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就会向第三产业转移。(www.xing528.com)

在配第-克拉克研究的基础上，库兹涅茨对各国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间分布结构的变化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了所谓的“库兹涅茨法则”：第一，农业部门的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均处于不断下降之中；第二，工业部门的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体是上升的，但是，工业部门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则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第三，服务部门的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基本上都是上升的，而其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

（三）原工业化理论

“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用于界定欧洲“工业革命”之前广泛存在的农村家庭工业状态的一个概念，其研究延伸到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并将其与欧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门德尔斯将“原工业化”称之为工业化的第一阶段，或“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其发展规律是现代工业，抑或“逆工业化”（或称工业化的瓦解）。^[17]他指出，原工业化是工业化的一个阶段，它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以农村家庭工业的迅速发展为特征；它是由地区专门化相伴随的农村工业，与商品农业共存。1982年，门德尔斯进一步提出了有关原工业化的主要特征：（1）原工业化主要是发展于农村的工业，以适应于农村的季节性为特征，以家庭手工业补充农业的收入，其极端形式则是全日制家庭工业。（2）原工业化生产的产品销售市场是在该地区之外，并且经常是国际市场。（3）在原工业化地区，往往商品农业和农村家庭工业并存。（4）在原工业化地区，城市具有重要作用，它们为原工业化提供市场和提供“外方式”系统的商人，管理则分散在周围的农村家庭工业。^[18]

（四）霍夫曼定理

在工业化阶段的划分上，最为著名的当属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提出的三阶段说。霍夫曼在其1931年出版的《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一书中，使用了近20个国家的工业结构方面的时间序列资料，重点分析了制造业中消费品工业与资本品工业的比例关系，提出把“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之比”作为分析工业化进程的最敏感变量，被称之为“霍夫曼系数”。随着一国工业化的进展，“霍夫曼系数”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反映了工业内部产业结构演进的程度。他紧紧抓住对这个变量的观察值，把工业化过程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消费资料工业的生产在制造业中占主导地位，资本资料工业的生产不发达，此时霍夫曼比例为（5±1）/1；第二阶段，资本品工业的发展速度加快，所占比重相对增加，这时霍夫曼比例为（2+1）/1；第三阶段，消费品工业与资本品工业的发展平衡，而有资本品工业渐占优势地位的趋势，霍夫曼比例为（1+1）/1。第四阶段为1以下。尽管霍夫曼定理提出时间较早，是对欧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经验总结，重工业意味着现代大工业，较高的重工业比重标志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但在学术界一直具有一定的影响，并对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起了示范作用，成为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测度指标。

（五）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阶段论

发展经济学家在研究20世纪50年代之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演进的过程中，得出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阶段论的观点。可是，由于经济学流派不同，加上经济学家研究的对象不同，观察问题的方法也不尽一致，因此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的阶段性的划分也有所不同。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发展经济理论的依附学派^[19]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走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的道路。比如，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依据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以寻求工业化的发展为主题，提出了发展主义最基本的理论主张，即中心-外围理论和贸易条件恶化理论。中心-外围理论认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它们具有支配和制约发展中国家为其服务的能力，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运转中起着动力作用，而生产出口初级产品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只是起辅助作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与变化过程，就是在“中心”的影响下，产生“外围”经济结构的发展与变化过程。中心与外围之间不平等的经济关系表现在技术成果分享的不平等、贸易比价上的不合理和收入水平的不平等。贸易条件恶化理论摒弃了西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利益”观点，提出贸易条件对发展中国家日益不利的“普雷维什命题”。认为由于存在不公平的殖民主义国际分工体系，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缺乏需求的价格弹性，不受限制的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和国际收支所产生的不良影响，远远超过了从所谓“资源有效的配置”中所能获得的利益。在现行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出路就是应当选择“有计划”的工业化，推行以经济上独立自主为目标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保罗·巴兰（Paul Baran）、安德烈·弗兰克（Andre Frank）、多斯·桑托斯（Dos Santos）等人虽然与拉美经委会发展主义理论的一些观点相左，但接过发展主义理论提出“中心-外围”的概念，并将其推向极端。他们猛烈抨击当前的国际经济关系，批评发展主义的发展模式会导致“越发展越依附”的后果，主张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地发展，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脱钩”去争取自己的地位。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应该是从进口替代工业化第一阶段（消费品进口替代）过渡到进口替代第二阶段（机器设备、中间产品的进口替代）。^[20]

著名澳大利亚华裔发展经济学家Gerald Tan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应该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第二阶段为面向出口工业化阶段。推行进口替代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第一步。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经济合理性在于减少对初级进口商品的依赖，减少对制成品进口的依赖，提高经济增长率，增加就业机会，节省外汇。同时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必然要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获得新技术、生产管理和营销的经验，尽管推行进口替代工业会产生很多“不经济的问题”：对幼稚行业的过度保护、汇率高估、鼓励消费和消极储蓄，以及过高的保护关税导致价格扭曲等问题。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面向出口的好处在于：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可以解决很多在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从静止和动态贸易中获利，并将资源集中在具有相对优势的行业和产品上。同时，可以获得适宜的技术、增强竞争力和提高效率、赚取更多的外汇、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最终改善收入分配。但是，成功的面向出口工业化必须首先在贸易领域、金融部门、劳工市场进行面向市场的改革。其次，政府必须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再次，必须进行金融刺激和实行免税政策。最后，还要处理好工资和行业关系。不过，面向出口工业化也隐藏着风险，其中包括国家经济对外部动荡的脆弱性；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而致的相对优势的消失；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对面向出口工业所带来的困惑；技术变化也会对面向出口工业和国家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汇率的变动以及对面向出口行业的不断增强的保护主义政策也带来不公平的贸易行为。^[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