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自主开放还是协议开放，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关键都是要设计一个清晰且具可操作性的管制框架，这需要正确理解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本质。问题在于，服务贸易壁垒大多是管制性壁垒，影响外国以及本国还未进入市场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但国内管制属于一国主权的重要构成部分。毫无疑问，以“边境内改革”为目标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包括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可竞争性，即潜在参与者可以自由进入和经营，保证政府不能利用政策和措施、市场参与者不能利用市场优势操纵和限制竞争。二是合理管制。政府有权追求效率(解决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市场失灵问题)和公平、安全、多样性等政策目标(Dee，2011)。
服务贸易自由化框架制定的前提，即承认政府具有国内管制自主权的同时，移除出于非公共政策目标的限制竞争的政府政策与措施。具体而言，该框架应涵括国内管制的定义、原则和纪律、范围和标准、具体承诺和议题、透明度、替代性方案、必要性测试、监管和审议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弄清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国内管制的关系，有助于解决GATS在相关定义、范围、原则和纪律上的模糊、重叠与冲突问题。框架的清晰性可能不限于以下问题：定义是否准确，具体范围和标准是否与定义匹配?一般原则和纪律是否适用于所有与服务有关的管制领域?如何提高透明度和政策的可预测性?议题的设置是平行还是隶属形式，即国内管制与垄断、反竞争、国有企业、自然人流动、投资等领域的关系是怎样的?是否设置合理政策的范围，以及必要性测试的具体程序和标准?如何规定监管和审议的一般原则和具体程序?可操作性应该至少包含三个方面：一是保证一般原则和纪律的整体适用；二是具体承诺和议题有可供认定的范围和标准；三是还未承诺的领域，包括还未出现的服务，无论是自动途径还是谈判途径，均有可被纳入的包容性空间。(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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