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研究的深入，测算方法也不断完善，理论基础日渐清晰，利用出口技术复杂度原理对出口技术水平和结构转变的研究也渗透至服务贸易领域。董直庆(2010)等在关志雄(2002)等人理论的基础上，认为高收入国家提供或生产的服务拥有较高的技术含量的假设是合理的，并提出了服务贸易技术结构优化指数，对中国服务贸易技术含量和结构转变进行测算，结果发现作为新兴服务贸易的金融、保险和专利及特许权服务技术含量水平较高，传统的以自然资源和劳动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旅游、运输和建筑服务的技术含量水平则较低，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其技术含量有所提升。我国服务贸易整体技术水平较低，但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戴翔(2012)将Hausmann、Hwang和Rodrik(2006)提出的PRODY指数应用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的测算中，结论表明，伴随中国服务贸易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排名也得到了快速提升。然而，中国服务贸易相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却仍然处于文章所选样本国(地区)的“均值”水平。与此同时，戴翔(2011，2013)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服务贸易与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动态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表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且服务贸易与制成品的技术含量之间具有协整、双向因果关系和“互动提升”作用。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初步实证研究。张雨(2012)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含量角度，通过计量分析结果得出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并未显著地带动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含量的提升。而人力资本积累对传统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含量提升无显著影响，对新型服务贸易领域出口技术含量则具有显著影响。此外，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服务贸易开放度以及货物贸易出口规模均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含量提升具有显著积极影响。(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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