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技术结构研究，需要明确一个标准，出口技术复杂度是近年来一种新兴的测度方法，为衡量和比较不同部门和国家之间的贸易出口的“质”——技术含量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保障。主流的测度方法主要从产品技术附加值角度研究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该方法将产品的技术含量定义为出口这种产品的所有国家人均收入的加权平均。国内外学者均围绕不同的权重选取，不断完善出口复杂度指标。在国外，该方法的基础来源于Michaely(1984)提出的出口产品复杂度指标。根据经典的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该方法的基本逻辑在于：一种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生产这种产品的国家工资水平相关，技术含量越高的产品将由工资水平越高的国家出口。该方法的核心是以该国某产品占世界该种产品出口总额的比例为权重，对一国人均GDP进行加权平均。Lall、John和Zhang(2006)引入了产品的出口附加值指数(sophistication of export)来测度不同产品的附加值，其方法是将一国的收入水平加权平均，权重仍与Michaely一致。进一步地，Lall等将出口附加值指数进行了标准化(标准化为100)，提出了技术高度指数的一般方法。上述方法存在一定缺陷，指标值大小受国家出口规模大小的影响，导致出口小国的优势产品受到低估。Hausmann、Hwang和Rodrik(2007)进一步对上述指标权重进行修正，用一国某产品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与所有国家该产品出口占这些国家出口额的比重的加总作为权重，对人均GDP进行加总，测算出著名的产品出口的PRODY指数和国家一篮子出口产品EXPY指数。这一方法有效地消除了出口国别规模大小差异的影响。在国内，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研究众多，许多方法在国际上也堪称创新之举。早于Lall(2005)，关志雄(2002)就提出了以世界市场中各出口国占该产品的份额作为权数，对出口国人均GDP进行加权的方法测度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附加值)，并计算出一国出口结构高度及其差值。与Lall的方法一样，其没有考虑不同国家因规模大小引起的数据异质性。为此，樊纲、关志雄、姚枝仲(2006)对这一方法进行了修正与完善，提出显示技术附加值赋值原理(RTV)，该方法依据H—O要素禀赋理论，得出技术要素更丰裕的国家，在技术附加值高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的推论。该方法运用一国某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占所有国家该产品的RCA指数的加总的比重作为权重，对所有国家人均GDP的自然对数加总，得到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显示性技术附加值)。该方法不仅消除了国家出口规模大小的影响，更将比较优势引入其中，为技术复杂度测算提供了清晰的理论基础。而杜修立和王维国(2007)则进一步指出上述方法仍存在不足，认为上述方法建立在产品在各国的出口分布基础上，忽略了产品的贸易分布与生产分布之间的差异。为此他们建立新的产品技术含量(TC)测度指标，将上述指标的权重修正为一国某产品的产出在所有国家该产品总产出中的份额。许斌(2006)则从价格与产品质量关系角度出发，认为Hausmann等的测度方法忽略了出口产品的价格和质量因素，使得对各国出口技术含量的估计产生误差。他对PRODY指数进行修正，引入相对单位价值指数，得出了TCE指数。随着越来越多学者发现中国的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出现了与其人均GDP不相符的高水平异常性，杨汝岱、姚洋(2008)在Hausmann(2005)指标的基础上构建了有限赶超指数(limited catch-up index，LCI)，其结论发现，中国的有限赶超指数非常高，表明其进出口活动未完全按照比较优势进行。(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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