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与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组织信任难题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和融合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问题。费孝通教授于20世纪90年代末就中华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应对外来文化问题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他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但同时也不主张‘西化’或‘全面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决定取舍；二是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文化自觉作为一个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内在力量，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2]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我们一定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3]

学术界对文化自觉的研究也展现了浓厚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以文化自觉为视角对某一文化现象或社会现象进行探讨；二是探讨文化自觉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三是介绍和评价某个或某些思想家、群体或政党的文化自觉思想。由此可见，以往学术界对文化自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国家等宏观层面上，缺少对文化主体多样性的关注。我们认为文化自觉的主体除了民族、国家等宏观层面，还应包括以不同阶层、地域、职业等特征划分的社会群体与个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不仅是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适应，更重要的是在生活生产方式、交往关系以及习俗、传统和价值观等方面的文化适应。我们认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文化适应能力，根本在于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自觉性的提高。

信任是一种文化现象，传统社会的信任文化是一种特殊信任，而现代社会的信任文化则是一种普遍信任或者制度信任。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来到现代性较强的城市社会，能否对自身的传统特殊信任文化进行反思，对与现代城市社会相适应的普遍信任或制度信任取其精华，是影响其在城市适应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也是其获得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但我们在L公司的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自觉陷入了困境，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文化的需求意愿强烈，但缺乏有效的服务。本次调查显示，在外出务工的目的中，认同“赚取更多的钱”的新生代农民工占43.5%，排在第一位，但是认同“寻求发展机会”和“增长见识”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分别占到了29.3%和24.2%，分列二、三位。随着社会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达以及自身文化水平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对追求城市先进文化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然而从现实的情况看，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寻求发展机会、增长见识等文化需求并没有得到充分满足。其中，政府和用人单位提供的文化基础设施不足是农民工文化生活匮乏的一个重要原因。调查中我们发现，25.9%的新生代农民工反映公司提供的文化基础设施“不好”；34.0%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公司提供的文化基础设施“一般”。由于文化基础设施不能满足基本的文化需求，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在业余活动主要集中在上网(29.9%)、逛街(19.6%)、看电视(18.7%)，而选择去体育场(5.7%)、图书馆(2.2%)、博物馆(1.8%)的很少。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原则”。^[4]由于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缺乏现代城市文化体验，因此也就不能很好地吸收与现代城市社会相适应的普遍信任文化或制度信任文化，阻碍了他们更好的城市文化适应。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自觉的主动意识不强。文化自觉应该是在社会转型期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将自身文化主动与异质文化进行融合。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应该主动地，积极地融入城市文化，成为构建城市文化秩序的重要参与者和主导者。事实上，不少农民工的文化主动意识开始觉醒，并且显示了自身所蕴藏的文化创新和创造力，比如打工诗人杨成军、北京民工歌舞团等农民工代表已经在文学创作、艺术创新等方面显现出了一种新鲜的文化萌芽。但农民工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他们的文化自觉的主动意识还不够。本次调查的农民工经常参加所在社区文化活动的人只有5.6%；偶尔参加的占22.4%；一次也没有参加的占43.7%。我们认为农民工文化自觉的主动意识不强，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造成：一是收入水平不高。本次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月收入主要集中在2501—3500元之间。其中，每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占7.9%，2001—2500元的占10.8%，2501—3000元的占22.8%，3001—3500元的占38.0%，3501—4000元的占12.6%，4000元以上的占7.9%。由于大多数农民工就业于收入低、待遇差的岗位，收入仅够养家糊口，难以将文化消费纳入日常开销预算。我们的调查显示：30.8%的农民工每月精神文化消费在100元以下，35.2%的为101—200元，还有12.3%的农民工根本没有文化消费。由于农民工文化生活的资本比较少，获得文化产品的渠道也主要源于外界给予，文化活动仍以被动式参与为主。二是教育水平不高。虽然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比传统农民工要高，但整体素质还是比较低下。本次调查的农民工中，初中以及初中以下文化水平占了大多数(53.2%)。不论是娱乐性的文化生活，还是创造性的文化生活，都需要以一定的知识和技能为基础，而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给人们提供文化生活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因此，教育水平不高制约了农民工在精神文化生活中的自我思考、自我设计，限制了他们对先进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与创造。三是闲暇时间少。闲暇时间是人们在履行社会职责及各种必要时间之后，所剩下来的个人可以自由支配并对职业劳动具有补偿功能的活动时间。^[5]闲暇时间不仅是个体自由支配的时间，更是每个社会成员全面发展自我的基本保障条件，其中包括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与之相适应，个人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6]闲暇时间直接影响着农民工参与文化活动的状况，是农民工文化自觉的重要条件。此次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每天工作时间8小时以内的占4.8%；8—10小时之间的最多，占到61.8%；10—12小时的为20.5%；12小时以上的也有12.9%。闲暇时间不多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主动参与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个案106)“我们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累都累死了，有点时间就是想多休息休息，睡睡觉，哪还有时间去参加什么文化活动。”

文化自觉中的被动状态使农民工缺少向城市先进文化学习的机会，进而导致他们不能很好的反思自身的传统的特殊信任文化，难以形成现代性所需要的普遍信任文化或制度信任文化。

再次，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文化缺乏“自知之明”。对自身文化的“自知之明”是文化自觉的重要特征，自知之明要求我们应该明白自身文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既不是“文化回归”也不是“全面他化”。农民工在文化自觉过程中的“自知之明”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农民工应对传统乡村文化的价值有高度的认同感和自信心。只有这样，农民工才能在城市文化融合过程中，勇于展现自身的创新、创造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城市文化融合中，对异质文化的高度尊重，只有对异质文化有包容性，才能积极学习他们的优点，反思自身的不足。但是调查中发现农民工缺乏一定的文化自知之明，主要表现为两种不良倾向。(www.xing528.com)

一是文化自卑倾向。农村文化作为传统农业社会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传统，有其生成的独特历史和功能，代表着勤俭、质朴、诚信、善良等，是我国整体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二元社会结构的不断深化，城市居民在经济基础、社会保障、生活条件、发展空间等方面都具有优越感，很多城市居民把农民工看作为“二等公民”，甚至指责农民工是城市“脏、乱、差”和“高犯罪率、高失业率”的根源，农村文化也逐渐被认为是以保守、懒散、迷信、愚昧等为特征的落后文化。农民工群体作为农村文化的传承者应该把农村文化中的精华发扬光大，但是许多农民工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自卑心理。

二是文化中心主义倾向。文化中心主义是指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常有一种倾向，常易于将自己的生活方式、信仰、价值观、行为规范看成是最好的，是优于其他人的。文化中心主义将本民族、本群体的文化模式当做中心和标准，以此衡量和评价其他文化，常常敌视和怀疑为自己所不熟悉的文化模式。^[7]极端的文化中心主义会盲目排斥一切外来文化，这是根本错误的。新生代农民工应该摒弃文化中心主义思想，积极吸收和借鉴城市文化的优点。

受到歧视与排斥的农民工要么很自卑——“人家是城里人，我们是农村人”，要么很自负——“他们城里人的素质不如我们”，不管是哪一种，两者的结果都是通过类型化后将二者对立起来，缺少了相互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因此，缺乏归属感的新生代农民工当然不会认同他所在的城市，也不会积极地尝试去信任陌生人，尤其是城市居民。即使在同一个企业内，他们也很少与城市工人进行互动与交流，他们只与他们的同乡或者同一个宿舍的人关系处的比较好。不管是文化自卑倾向还是文化中心主义倾向都妨碍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的文化融合，进一步加深了农民工与城市文化之间的隔阂，使这一群体难以受到城市现代普遍信任与制度信任的熏陶和同化。

第四，新生代农民工易于出现文化迷失。文化自觉是在对各种文化优劣长短了然于胸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城市文化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城市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新生代农民工一方面积极地学习城市的先进文化，弥补自身农村文化的不足和缺陷；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在面对城市落后和腐朽文化的侵袭时，难免受到一些不良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物化意识明显。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城市发达物质文化的诱惑下，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目标更趋向于“享乐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在他们眼中，个人能力的大小不再在于知识、智慧和能力，而在于赚取金钱的数量多少。金钱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衡量人生价值和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在我们的调查中，有45.2%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外出打工的主要目标是“享受城市生活”，32.1%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赚取更多的钱”就是人生的最大成功。

二是文化越轨频发。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文化生活匮乏，社会上一些低俗文化便乘虚而入，赌博、暴力、黄色文化充斥着他们的生活。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阅历比较少，对抗拒外来诱惑的自制力比较差，容易受到不良文化影响，甚至做出偏激的行为。据调查，制假售假，坑蒙拐骗等现象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已不在少数。一些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感，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后果。近年来，广州市妇联受理的“包二奶”、第三者插足、重婚案件呈上升趋势，其中女方当事人90%以上是外来打工妹。^[8]

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迷失不仅不利于文化自觉的实现，并且进一步地损坏了农民工的整体形象，使得一些城市居民产生了一种“唯恐避之而不及”的想法，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接受城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