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新生代农民工对内群体中的人并非绝对地、无条件地信任,对外群体的人并非绝对地、永远地不信任,那么,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企业组织水平信任如何扩展和维持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祖克尔认为社会同质性是人际信任产生的基础之一,信任双方的阶层归属、教育背景、收入状况等因素相似程度越高,信任双方彼此之间越容易产生信任。许多研究者运用祖克尔的理论来研究华人社会中人际信任产生内在逻辑,如怀特利通过调查发现,在华人经营的企业中,企业管理者往往会通过发展私人关系的方式与企业员工或者其他企业之间构建相互信任的关系。尤其需要关注的是,怀特利指出运用私人关系是华人构建信任的重要机制,这和祖克尔提出的社会同质性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同质性是一种先天性因素,是先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的。而怀特利提出的运用私人关系产生的信任主要是由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产生的彼此之间的人情往来而构建出的信任关系。这里的人情往来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个体的属性。可以认为,怀特利总结出了华人社会中人们构建信任的一种重要策略——关系运作,也就是中国人可以通过编织关系、发展关系和巩固关系的方式来构建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由于关系的意义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显得重要,因此,我们认为,关系运作在中国人扩展信任范围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彭泗清所说,“在社会交往中,关系的主要功能在于它保证了交往各阶段所需要的信任。关系意味着相互的义务,而义务感会使人做出值得信任的行为,回报性的义务是关系的核心因素。”[40]社会资本理论也认为信任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是可以通过关系运作的方式被构建出来的。
关系运作对人际信任产生的制约作用主要是通过中国人的人情观来实现的。人情是指人之相处之道,或人与人之关系。[41]那么,在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关键是什么呢?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关键就是“不逾礼”,《论语》中讲道,“不学礼,无以立。”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中,“礼”在人际互动中发挥着非常重要作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绝不能缺少“礼”。而礼指的就是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交往过程中所公认的一整套行为准则。《曲礼》中讲,“来而不往,非礼也,”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欠了谁谁人情”“这是我还他的人情”“人情债”等等,由此可见,在中国人的人情交换过程中交换双方需要尽可能地达到一种平衡关系。如果某人得到了他人的帮助,他就需要偿还他人更多的人情,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如果他没有回报相应的人情,他就会被认为是“不懂人情”,是一个不懂“礼”的人,在日后的人际交往中,他可能会陷入一种被动的位置,进而会丧失许多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www.xing528.com)
由此可见,在“礼”的作用下,交换成了人情的内在特征,也是人际关系得以延续下去的内在原因,而人情交换的过程也构成了中国人信任关系产生和维持的重要方式。总而言之,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中国人的人情文化能够很好地保障关系运作对人际信任产生的制约作用,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组织普遍信任的构建也可以通过关系的运作来实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