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任何事物的产生一样，新生代农民工对企业中陌生人的信任也不会无缘无故的产生。那么，新生代农民工为什么会选择信任企业中的陌生人，其背后的动力何在呢?罗素·哈丁认为，“就某一事情而言，说我信任你，意味着关于这事情我有理由期望你为了我的利益行事。”[36]笔者在L公司的调查发现，寻求自我利益最大化是L公司的新生代农民工构建对陌生人信任的根本原因。在问到“来到公司后，您信任一般熟人的理由是什么”时，L先生这样说：
“在这儿和在老家有很大不一样，在老家，亲戚朋友一大堆，有什么问题都会找到人帮你一把。在这儿你能靠谁?在公司里平时多认识几个人有好处，尤其是一些老工人，有什么技术方面的问题，你只能去请教人家，家里人又不懂这些，肯定指望不上，再说，谁都会遇到点事儿，一旦有事，只能找工友顶个班，只有处好关系才好办啊。”
L先生的例子比较具有代表性，也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愿意信任不太熟悉的人具有一定的工具理性主义特征。但是信任不熟悉的人具有风险性与不可预知性，为什么有些新生代农民工会选择信任不太熟悉的人来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呢?
林南发现的规律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这个问题。林南在研究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对个体行动影响的过程中发现，“人力资本的积累呈算数速度增长，而社会资本的积累呈指数速度增长”。[37]由此可见，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比社会资本的积累速度慢的多，作为理性人的个体肯定更愿意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社会资本的积累中来。许多专门研究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学者也发现，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相比对农民工的向上流动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如彭庆恩通过对北京地区建筑行业农民工的调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虽然对农民工的向上流动具有一定意义，但是需要依赖一定的社会资本(信任关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才能发挥作用，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是农民工实现从普通建筑工人到包工头向上流动的前提条件。[38]赵延东和王奋宇的研究也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生活中的经济适应都会产生影响，但社会资本比人力资本发挥着更为显著的影响。因此，农民工往往不愿意提高自身的受教育程度和技术能力等方面，而是往往选择通过建构熟人、哥们、朋友等亲密的“信任关系”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39](www.xing528.com)
本研究在调查中发现，虽然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企业组织特殊信任仍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主要信任模式，但有些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有意识地突破特殊信任模式的局限，积极培育和发展新的信任关系。
“光有技术，光知道埋头苦干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跟人家的关系处得好不好还是在于个人，开头的时候大家都是普通同事关系，但是时间长了，来往的多了，感情就处出来了，关系近了，人家有啥事就会想着你。”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