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组织中建立广泛信任的可能性

新生代农民工能否建构起与现代城市社会相适应的普遍信任呢?以往学界大都认为进城农民工的信任模式仍然是一种典型的特殊信任模式。许多研究中国人信任问题的西方学者更是认为，中国人只能够对自己人产生信任，而对外人则很难建立起彼此间的信任关系。如韦伯在提到中国人的信任模式时写道，“凡是去过中国的人都会发现，中国人很难信任家族之外的人，这种现象与西方国家所崇尚的普遍信任观有很大的区别。”^[33]受韦伯的影响，后来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国信任问题时，也提出了类似观点，如福山把中国看作是低信任度的国家；^[34]史密斯认为中国人有两个特征比较明显，即欺诈与彼此缺乏信任感；高瑞定也认为中国家族企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无法构建起对家族成员之外的人的信任感。

那么，中国人真的无法构建起对家族成员之外的人的信任么?我们认为，“对外人不能信任”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理性的不信任”，这种类型的不信任是由于缺乏对陌生人品德和能力等信任要素的了解，而不敢轻易付出对他人的信任，不过这种信任类型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在确定了“外人”的可信任度后，是可以产生对外人的信任感的。第二种类型是“非理性的不信任”，这种类型的不信任是不管任何情况下都只能信任自己人，而无法构建起对外人的信任感，人们的信任范围是固定的，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不管对方的品德如何之好，能力如何之大，都由于对方不是自己人而无法产生信任感。从内在逻辑上看，只有“非理性的不信任”才会导致中国特殊信任文化的出现。因为即使在西方社会中，由于缺乏对他人品德、能力等信任要素的了解，而不轻易付出信任的情形也是能够得到普遍认可的，如罗特就把理性信任和盲目信任严格区分开来。因此，如果是因为与外人的关系不够密切而对外人不信任的情况是理所当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原始信任和交往信任。一般说来，对他人可能存在原始的不信任，但是完全可以通过彼此之间互动的不断深入，逐渐发现对方是一个品德好、能力高的人，因此愿意信任对方。因此，如果说中国人“对家族之外的人无法产生信任”仅仅是“原始不信任”的话，那么，中国人就能够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不断深入交往而逐渐产生对家族之外的人的信任感。(www.xing528.com)

韦伯等人并没有对“不信任外人”的情况进行分类，但从理论逻辑上分析，他们应该是认为“中国人对外人不能信任”是一种“非理性的不信任”，是无法得以改变的，这些学者可能错误的觉得，中国人的内外关系是天然形成的，永远无法改变的，圈子之外的人绝对无法进入到圈子里面，变为圈内人。但是费孝通教授的“差序格局”理论告诉我们，在中国，“这个‘家’字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自家人的范围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35]由此可见，中国人的内外关系边界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具有一定的伸缩性，中国人在需要的时候，完全可以把并不是非常亲密的“外人”看作是“自己人”。由此可见，中国人是完全能够构建起对所谓的“外人”的信任感的。

具体到新生代农民工，我们认为该群体的企业组织水平信任关系有两个部分构成：原始信任关系与交往信任关系，原始信任关系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先天性因素基础之上的，如亲戚和老乡等；交往信任关系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往而逐渐产生的，如与没有特殊关系的工友和企业管理者等。新生代农民工的企业组织水平信任范围虽然受到原始信任范围的限制，但是这一信任范围并非是永远无法改变的，而是能够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扩展的。有许多新生代农民工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在努力扩展自己的人际信任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