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组织内陌生人不信任的生成逻辑解析

1.身份区隔与企业组织陌生人不信任的产生

身份区隔(identitysegmentation)指共同体通过一定标准对成员进行类别区分，并赋予不同类别的成员以不同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从而制造出不同的身份群体，构成共同体的身份系统。可见，身份区隔既是一个建构差异性的过程，也是一种以差异性为主要特点的状态。^[20]

史国衡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关注中国工人的身份区隔问题。史国衡与吴文藻、费孝通等人构成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中心的主要成员。1940年，史国衡运用费孝通提出的社区调查研究方法对昆明的一个国营军需工厂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昆厂劳工》一书。《昆厂劳工》一书主要是对昆厂中外来的技术工人、本地的帮工和小工等进行了比较研究，此外，还对文职人员和一线工人做了比较研究。史国衡认为，昆厂工人存在着明显的身份区隔，其中，技术和学历是一种身份区隔的标准，所以技工常常会看不起帮工小工，而文职人员也会刻意保持与一线工人间的距离，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和权威。^[21]

史国衡认为昆厂工人的身份区隔破坏了工人之间的内部团结，损害了工人对工厂的认同，进而影响了工厂的生产秩序和生产效率。与七十多年前史国衡先生的研究相似，我们认为L公司的工人内部存在的身份区隔强化了工人内部的分化，对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组织陌生人不信任的产生有着重要影响，也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对公司的认同以及公司生产秩序的构建。

(1)城市工人与农民工之间的身份区隔

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的改革推动了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同时也解决了众多城市失业下岗的城市居民的再就业问题。在L公司内，除了占大多数的农民工群体之外，城市户口工人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户籍身份的差异，城市工人有着一定的优越感，他们虽然也认为农民工对公司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但仍然带着歧视的眼光将农民工视为“外来客”和“农村人”，在态度上对农民工更多的是不理解和不认同，甚至把公司环境的脏乱，治安败坏的罪名都加诸在他们身上。

“我和厂里的外地人没有多少交往，就是工作的时候大家在一起，下班之后就没什么联系了，我觉得和他们在一起，很不安全，我刚买的一辆电动车放在厂里就丢了，很有可能是他们干的。”

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工人的歧视也是感受颇深，以下是对T女士的访谈。

问：平常和城市户口的工人相处怎样?有歧视吗?

答：怎么说呢，我们宿舍就有一个，他家是本地的，平时很少来宿舍，我们都不希望他来。他一来就买一大堆零食在宿舍吃，他就一个人在那儿吃，直接把我们当空气。我们也不是说多想吃你那点东西，你看，在我们农村，谁家做好吃的了，正赶上有邻居到你家串门，不都得让人家尝尝么?再说了，你吃就吃吧，你吃完了应该打扫一下垃圾吧，他从来不收拾，最气人的是还总说我们把屋子弄脏了，不讲究卫生。

由此可见，在城市工人的眼中，农民工是不讲文明的，懒惰的，邋遢的；而在新生代农民工看来，城市工人比较粗鲁，骄傲，狡猾。由于身份导致的各种差异，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工人之间很少有深入的交往，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更是无法建立。

(2)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的身份区隔

根据一个人所属的地区来界定身份，体现了一种比城乡差异更加微妙的身份区隔。在L公司，约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来自Z市内的农村地区，她们主要来自Z市内C区和Q县等地，另外三分之一来自省内的其他城市如B市、D市和W市等地，其余三分之一来自省外，无论是在厂内还是厂外，她们经常被称为“外来客”。根据原籍省份，这些“外省人”分别被称为“河南妹”“湖北妹”等。

如前文所述，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城市以后，出于安全的需要、获取信息的需要、情感需要和社会支持的需要，他们大多数会选择在老乡和亲戚就业的行业工作，如来自安徽地区的外来工许多都是从事房屋装修行业；来自新疆地区的外来工主要从事餐饮业；来自浙江地区的外来工则许多从事服装贸易；来自江西的外来工很多从事打字复印行业，等等。同样，L公司的工作职位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域关系的影响。这种根据地缘特征划分群体类型的现象有其存在的特殊意义，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和管理者都具有积极作用。

L公司生产车间的工作大都是以流水线的形式进行的，如制衣车间包括裁剪、缝制、穿扣、整烫和检验等八个基本工序，每道工序的难易程度、工资收入和发展前景都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工人们都比较喜欢或者羡慕检验和穿扣这样的工序，因为这些工序的员工不仅工资收入相对较高，也能学到更多的技术。由于生产车间的工作会有“好坏”之分，因此工人们都愿意干“好工作”。为了可以获得“好工作”，新生代农民工常常需要依靠其亲戚或者老乡的帮助。在第三章的分析中我们已经了解了L公司中存在的任人唯亲和以权谋私现象。而班、组长等企业基层管理者想要干好工作，除了要有出色的工作能力，也需要有自己关系网络的帮助。

“想在车间里干好工作并不是一件多容易的事，车间都是流水作业，它要求所有人一起合作，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整条生产线。有的时候忙起来，就得赶工，加班加点地干，光求快还不中，还得看大家配合得咋样。最好是跟自己人在一起，老乡、亲戚就更好了，知根知底，好说话。如果是外人，有些问题就不太好讲了，话说重了，说轻了都不好。”

此外，老员工有责任或者义务向自己介绍来的新员工传授工作与生活经验，这样就为公司节省了时间和管理成本，从而也会得到企业高层管理者的鼓励。

总之，按照户籍进行的身份区隔是普通工人、企业基层管理者和企业高层管理者共同努力的结果，这种群体内身份区隔符合企业内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当然，在L公司还存在着以技术水平、文化水平、工资水平等为标准的身份区隔。这些身份区隔使得不同属性的工人之间很少会跨越彼此的边界来交朋友。缺乏深入的沟通使得工人群体之间的信任感很难建立起来。

2.风险社会与企业组织陌生人不信任的产生

乌尔里希·贝克指出，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的风险社会，不确定性、不可控制性和不可计算性是现代风险社会的最大特征。风险特性是信任内在的一个重要特征，也就是说，信任主体盲目的实施信任行为可能面临一定的风险。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放弃农村的生活方式，进入城市打工，并不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城市的打工生活能够带给他们更大的发展机会。但是当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后，他们面临的不再是传统农村社会的不流动性和熟悉的生活，而是将面对一个具有暂时性、流动性的陌生社会。如果新生代农民工不多加提防，就可能陷入各种风险的境地。仅就职业风险(主要是在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可能遇到的潜在风险主要有三种情况：

(1)工伤风险

工伤风险主要是新生代农民工在从事生产劳动过程中引起的，或者由于劳动条件、作业环境等原因所引起的人身伤害事故或职业病。^[22]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自身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大都不高，因而大多在建筑业、制造业等风险系数比较高的行业工作，很容易造成人身伤害事故。另一方面，由于有些地方政府的不作为，没有行使好对企业安全生产方面的监管职责，这更加导致一些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在生产过程中面临极大的风险。据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的数据，2012年全国发生各类事故336988起，死亡71983人，这意味着平均每天发生各类事故950起，约200人在事故中丧生，农民工是人身伤害事故的主要受害者。^[23]

与人身伤害事故风险相比，职业病也是农民工不得不面临的风险，尤其是企业引进新原料和新生产技术后，一些以往没有见过的职业病也开始不断出现，如玩具制造业、服装加工、棉纺织工业、电子行业等已成为棉尘病、腰腿痛、化学药品中毒等职业病高发的行业，如2011年，苹果下属销售商江苏联建科技公司承认，由于经常在己烷环境下工作，137名苹果中国员工的身体健康遭受了很大的损害；2014年，山东省卫生厅和公安厅的联合调查组发现，山东时风集团接触职业病危害岗位有1400多人，该公司曾发生一起安全事故，导致2人死亡，31名工人中毒。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在找工作的过程中需要谨慎行事，一不小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就有可能受到损害。(www.xing528.com)

(2)经济受损风险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面临的经济受损风险主要是工资被拖欠和其他各种被骗钱两种。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经常会遇到工资被拖欠的情况。据《2015年农民工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农民工欠薪呈现出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所占比重有所增加，2015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比2014年提高0.2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为0.8%，比2014年提高0.2个百分点；二是农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有所增加，2015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为9788元，比上年增加277元，提高2.9个分点。^[24]从近几年的调查数据看，被雇主或单位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例逐年上升，工资拖欠现象仍然是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还可能遇到其他各种被骗钱的风险。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进入企业打工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因为他们认为在企业打工所带来的收益可能会大大高于在农村务农所带来的收获。但是，当他们来到城市后，以往的那些熟悉的、稳定的亲戚、老乡和同学关系开始被不熟悉的、流动性较强的工友、企业主和企业管理者等陌生人关系所取代。一旦农民工疏忽大意，就可能会陷入被骗的风险之中。

“有一次，我在街边电线杆上看到了一份招工广告，说是‘某某公司’扩大生产，大量招工，而且待遇很诱人。当天我就去了招工点，几个人装模作样面试了一番，说只要交600元钱，马上可以上班。当天下午，我就将钱汇入指定的账户了。之后，我一直在等消息，可一直没来电话，到了第二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就给他们打电话，结果对方已经停机了。这时，我就知道被骗了。”^[25]

(3)女性农民工可能遭遇性侵害风险

女性农民工除了会面对一般农民工所遇到的风险外，还可能会面临性骚扰与性侵害的风险，尤其是一些在发廊、夜总会、洗浴中心等娱乐业工作的年轻女性农民工，更是遭受性骚扰与性侵害的重点对象。2013年，湖南省社科院通过对长沙市女性农民工的调查发现，有74.8%的女性农民工曾经遭到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与性侵害。^[26]性骚扰与性侵害所带来的影响是极其负面的，有的人遭受性侵害后便自我堕落，逐渐滑入卖淫的深渊；有的人则对男性产生了害怕、厌恶的不良心态，这对其身心健康，乃至未来的婚姻家庭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许多学者在研究女性性工作者入行原因时认为，许多女性性工作者都是在不知情或者被迫的情况下被他人骗入这一行的。

随着党和国家对农民工问题的重视，许多保护外来务工人员的相关政策不断被制定出来，农民工面临的职业风险正在逐渐降低。但是如果以上各种风险常常出现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中，这将作为一种社区文化对农民工的信任关系网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L公司的工厂和宿舍坐落在Z市的“城乡接合部”，人员构成比较复杂，流动人口占了很多，所以该地区治安水平较低，时常有恶性事件发生。同时，L公司作为一家大型棉纺织企业，许多工人都怀疑自己有慢性鼻炎和棉尘肺等职业病。这些发生在农民工身边的风险事件对公司的信任文化的破坏是巨大的。相互猜疑的社区文化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意大利西西里的黑手党就是信任文化缺失的反映或“不信任的代价”。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在意大利黑手党聚集的地方，“即使能够给双方带来利益，人们也不合作；人们用受害的手段竞争，在某些场合，即使人们能够从竞争中得到相当大的收益，他们也不这样做。”^[27]L公司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敢信任陌生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该公司的信任文化受到了破坏。

3.信任机制缺失与企业组织陌生人不信任的产生

信任的产生是建立在信任生产机制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组织陌生人不信任的产生与社会转型导致的关系信任机制、道德信任机制、组织信任机制和制度信任机制失灵是密切相关的。

(1)关系信任机制效力下降

在相互熟悉的社会关系中，关系约束是信任能够存在的主要机制。我国传统农村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社会交往具有封闭性和重复性特征，一个人如果失信于人，不但会遭受别人的非议，更会失去未来人际交往中的重要资本。正是这种紧密持久的关系网络保证了传统农村社会人与人之间高度的信任。但在现代城市社会中，原有的熟人关系网络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关系约束的力量也在逐渐减弱。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城市在本质上是陌生人的，一切都是暂时的和不可预见的，因此信任的风险也就随时存在。^[28]由此可以认为，当新生代农民工由一个较为熟悉的农村或者学校进入到一个陌生的企业环境中，传统中那些可预见的、稳定的人际关系开始被不可预见的、流动的陌生人交往所取代，关系约束的力量也在逐渐减弱，这使得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组织中的陌生人信任关系的建立困难重重。

(2)道德约束能力弱化

道德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规范，更是调控社会文明行为的重要力量。社会道德水平的高低能够反映社会的整体文明程度，而道德调控能力的高低则决定了社会信任的程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具有重要的地位，既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最基本的要求，也是个人目标能否实现的重要因素。《论语·卫灵公》中讲：“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换言之，一个人说话做事忠诚守信，就会获得别人的信任。有了别人的信任，即使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其行为方式都会得到认可，其行为目的也比较容易实现。反之，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方式不忠诚可靠，即使在本乡本土，也没有人会相信他，其行动目的也不可能会达到。由此可见，道德约束是保障传统社会信任的重要保障。随着我国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明显，金钱成为人们追寻的最大目标，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等思想正在颠覆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传统诚信道德观念急剧淡化。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行为遭到漠视甚至嘲讽，而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则越来越普遍，而且有些非道德行为受到人们的仿效与追捧，甚至成为“楷模”。社会转型期的道德失范使诚信道德约束机制无法发挥作用，这进一步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组织中的陌生人信任的缺失。

(3)单位信任机制作用降低

现代人总是作为组织的成员而存在的，组织信任机制是指当个人加入某一组织后，该组织具有管理成员的权力和义务。组织能否很好地发挥其约束作用的效力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组织的角色，它是指组织是否具有管理维护社会良好运行的义务。二是成员对组织的依赖程度，它是指组织成员除了通过所在组织获取资源之外，是否还能够通过其他方式获取资源，如果单位成员的基本生活来源主要是通过所在单位获得，那么该单位成员对单位的依赖程度就比较高，单位对单位成员的约束力就比较大。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单位”不仅是一种制度，而且还是一种统治形式，它之所以能起到社会控制的作用，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单位承担着为社会整体维持秩序的责任。我国的单位组织往往是更大行政体系的一部分，除了其自身的目标之外，还有社会管理的义务，单位事实上行使着教育、管理和控制职能，它对成员的个人行为负有全面管制的权力。另一方面，个人对单位的依赖程度高。从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制度的性质就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一切资源均为国家所有，每个组织和公民只是通过单位的方式从国家那里获得应得的份额。^[29]因此，单位可以用减少满足其需要的分配作为制裁手段，让损害秩序的人(例如欺骗者)受到惩罚。在单位约束的条件下，交易人不必了解对方的很多信息，只要确定了对方所在的单位，信任关系就建立起来了。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组织约束的效力正在下降，人们不再把单位作为唯一的立身之所，个人对单位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弱，因此，单位的社会管理功能在不断弱化。单位约束效力下降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信任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4)制度信任模式仍未建立

制度信任既包括相信任何破坏制度的行为都会受到相应的惩罚，也包括对制度本身的信任，即对制度本身的接受和认可。制度信任超越了个人与群体的范围，能够产生更加广泛的约束力，这对人际信任，尤其是陌生人之间信任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这一信任机制却陷入了困境。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全面社会转型阶段，它不仅是经济结构的转换，还是一种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全面转型。美国学者威廉·奥格本认为，“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的组成要素发生变迁的速度是有快慢之分的，首先是物质文化方面的变迁，然后才是非物质文化方面发生改变；而在非物质文化内部，制度文化往往会首先发生改变，但是人们的民风、习俗和价值观方面则最后发生改变。”^[30]在问到“您会选择什么调解方式来解决与他人的纠纷”时，如表4-11显示，有36.6%的调查对象选择找“亲戚”调解；22.8%的调查对象选择找“老乡”调解，16.2%的调查对象选择找“同学”调解，只有7.7%的调查对象选择通过政府部门和法律途径解决。由此可见，当前我国社会虽然在经济和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却仍然滞后，新生代农民工对制度信任的认同比较低。

表4-11　您会选择什么调解方式来解决与他人的纠纷?

资料来源：Z市L公司的调查。

此外，虽然全国各地陆续出台了保护农民工生存与发展权益的政策和法规，但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不少用人单位仍然明目张胆地不执行法律、法规，肆意侵害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这进一步损害了制度约束功能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