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引出：直面难题

从20世纪80年代起，学术界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点大体经历了一个从农民工“盲目流动”到“城市融合适应”的过程，即早期的农民工研究大都关注农民工问题出现的深层因素、社会背景、流动方式等方面。近年来，随着国家和政府不断出台许多关于农民工的相关保护政策，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和融入问题受到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内学界对农民工城市适应与融合的研究主要有如下视角：

一是社会排斥视角。该视角认为在进城农民工面临着来自城市社会多方面的排斥，如经济排斥、政治排斥和文化排斥等，这大大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适应与融合进程。许多学者对农民工在城市中遭受的社会排斥进行了研究，如李贵成认为农民工在城市适应过程中面临着来自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排斥，这对农民工的城市适应与融合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影响；^[4]江立华和胡杰成认为农民工面临的各种社会排斥主要有制度、群体和市场等因素，社会排斥使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处于一种边缘化的位置。作为行动主体，在遭受到城市社会排斥时，不同的农民工采取了不同的适应策略，有的选择自我隔离的适应策略，有的则选择了积极融入的适应策略。^[5]

二是社会距离视角。社会距离主要指行动主体自身的一种感觉，指“某个群体的成员在与外群体的成员的交往过程中，该群体的成员不愿意接受或承认一种既定的亲密程度的情感”。^[6]减少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是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合的重要途径。许多学者对进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进行了研究，如王桂新和武俊奎认为，社会资本是影响进城农民工社会距离感的重要因素，增加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是缩小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社会距离感的有效措施；^[7]卢国显的实证分析表明，农民工与城市社会具有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具有一定的自愿性隔离特征，这种自愿性隔离主要表现为就业中的自我隔离和居住的自我隔离两种类型。^[8]

三是社会网络视角。该视角强调了社会网络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合过程中的就业信息搜寻、集体行动、精神支持与物质帮助都具有重要意义。曹志刚和孟芳萍运用个案访谈法对来自河南省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婚姻策略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尽管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城市适应过程中构建了一些新的社会网络，但这些社会网络缺乏稳定性，并且受原有社会网络的较大影响。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局限性使其往往会选择回家结婚而难以真正融入城市。^[9]才凤伟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原生社会网络对其在城市中的创业具有重要意义，原生的社会网络不仅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创业的重要动力，也可以大大减少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成本。许多农民工往往会积极参加同乡会、同学会等非正式组织，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原生社会网络，对其在城市中的创业有着许多帮助，但亲戚与家人始终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创业中最稳定的社会支持网。^[10]

四是社会认同视角。该视角认为进城农民工城市适应的过程也就是其重新建立“认同”的过程，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包括身份认同、消费认同和社区认同等方面，城市认同是否顺利影响着农民工城市适应与城市融合的意愿。如陈映芳运用“市民权”这一概念研究了农民工市民化困境的制度因素与身份认同逻辑，研究发现，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相关农民工制度促成了农民工身份的被建构与被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工权利意识的培养，也不利于农民工群体利益表达行动的产生。^[11]杨发祥与周贤润从消费认同的角度来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适应过程中的社会地位和与认同现状。通过研究发现，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往往会倾向于选择运用消费的方式来消弭和城市居民之间的身份差异，这对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消除社会不平等、推动不同阶层之间的融合等问题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12]

以上研究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与融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些研究虽然角度差异较大，但其背后隐含的还是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模式——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制度安排、行为表现、心理感知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的实质就是文化上的差异，即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的二元对立。(www.xing528.com)

文化社会学认为一个社会的行为规范以及该社会成员的性格特征都是由文化环境决定的，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在社会互动中常常会产生不适应乃至相互冲突。文化震惊是社会学描述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常见的文化冲突现象，“文化震惊不仅发生在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地区之间也会发生，农村人到了城市，会对喧闹、快节奏的城市文化不适应”。^[13]滕尼斯和杜尔克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分别提出了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两组概念，阐述了现代城市社会与传统乡村社会的巨大区别。由此可见，受乡村文化影响比较大的农民工来到城市，势必会受到“城市文化”的强烈冲击，陷入文化上的冲突，从文化冲突到文化认同是每一个农民工在城市融合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心路历程。

虽然滕尼斯、杜尔克姆等人对社会类型的认识有着较大的差异，但是他们(也包括马克斯·韦伯、齐美尔等)都认识到信任文化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即传统社会是以特殊信任文化为基础的，而现代社会则是以普遍信任文化和制度信任文化为基础。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看，特殊信任文化向普遍信任和制度信任文化转型既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农民工所持有的传统社会形成的特殊信任文化与现代城市社会所需要的普遍信任和制度信任文化存在明显区隔，进城农民工能否抛弃传统的特殊信任惯习，建立起与城市社会相适应的普遍信任和制度信任，这将对农民工的城市适应与融合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信任视角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农民工城市适应与融合问题。

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学术界有关信任问题的文献开始大量出现(杨宜音，1999；彭泗清，1999；王绍光、刘欣，2002；张云武，2009；胡荣，2011；胡安宁、周怡，2013；等等)，但农民工信任问题的相关研究却比较薄弱，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民工的社会信任状况研究。刘爱玉、刘明利从法制性的社会信任和道德性的社会信任两方面测量了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水平，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社会信任状态总体处于中间水平；^[14]张连德通过调查发现，农民工的社会信任呈现出四个方面的困境：农民工对人性善不太认同、缺乏制度信任、对集体合作缺乏认同、血缘和地缘关系仍然是信任的决定因素；^[15]二是农民工的信任结构研究。雷开春与张文宏的研究表明，农民工的社会信任结构呈现出差序信任的格局，即特殊信任度较高，而普遍信任度较低；^[16]周霞则认为农民工除了能够信任熟人之外，也表现出信任陌生人的特点。^[17]三是农民工的政治信任研究。刘茜等人的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状况与农民工对流入地政府的信任成正比；受教育程度高、新生代、经济状况好的农民工对流入地政府的信任度较低。^[18]唐斌的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政治信任有三个特征：政治信任水平总体不高；政治信任客体的层级越高，信任度越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信任水平更低。^[19]四是以信任为视角对农民工问题进行研究。唐兴军等从信任视角剖析了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生成机理，认为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建构需要建立在人际信任、组织信任与政治信任的基础上。^[20]张连德以信任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农民工熟人社会网络延续的生成逻辑。^[21]

以上分析对农民工信任问题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这些研究大都集中在社会信任、政治信任、人际信任等方面，而针对农民工企业组织信任的研究却比较缺乏。企业组织作为城市和农民工之间的桥梁，涉及进城农民工的就业、培训、社会保障等方面，农民工在企业组织中的适应状况对其城市适应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将信任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社会转型的视角出发，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分别从组织垂直信任、组织水平信任和组织制度信任三个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企业组织信任问题进行研究，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研究内容：一是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组织垂直信任、组织水平信任和组织制度信任的困境及其形成机制进行研究；二是对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组织信任困境中的行动选择进行研究，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社会行动者，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这种力量对中国的社会改革与企业发展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陷入企业组织信任困境时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回应将有助于社会改革、企业发展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使社会改革与发展能够真正朝着有利于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目标发展；三是探讨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组织信任的建构策略与构建途径，企业组织信任不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与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对企业组织的健康发展也具有推动作用。本研究主要从行动者主体、企业组织和政府等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企业组织信任的建构策略与建构途径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