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化与养老文化应成为国家主流价值观

主流价值观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能够为绝大多数人认同的价值观念。由于政府在主流价值观构建过程中的影响作用，所以主流价值观往往也体现了政权阶层的意志，对政府决策和规范社会行为具有指导性的价值。能够进入主流价值观队列的思想观念，不仅具有意识形态的垄断性，更具有发展的广阔基础。因此，养老服务、特别是家庭养老服务能够延绵数千载，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家庭养老服务依托的孝文化（养老文化）能够成为传统社会认同的主流价值观。

养老服务不是单纯的生物行为，而是社会行为；也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群体行为。作为社会行为或群体行为，必须要有文化依托，比如思想、观念、价值观等。在传统社会，这种依托就是孝文化或曰养老文化。

孝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尊老养老。中国传统养老文化，顾名思义，自然就是中国传统社会在养老问题上所形成的观念系统。养老本是一种客观的个人或家庭行为，但是，这种行为一旦融入观念系统，囊括了养老观念、养老内涵、养老模式、养老与社会系统的关系等，就演化为一种以养老为特质的文化。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社会现象能否从个人行为扩展为规范性的社会行为，是相应文化能否产生的关键和尺度。

中国传统养老文化是在华夏数千年历史中孕育、诞生和固化起来的。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华夏大地上就散布着“儿女养老”的意识。从反映这个时期社会生活情况的《诗经》中，读者常常能感受到儿女无法服侍父母时的内责和痛苦心情。《诗经·小雅·祈父》：“祈父，亶不聪。胡转予于恤？有母之尸饔。”（大司马呀大司马，你真是闭目又塞听。为啥令我到战场，去时娘尚在，回来哭灵堂。）及至公元前三四百年，伴随着儒学的萌发和初步发展，中国的养老传统也日益规范化，逐渐凝聚成颇有特色的传统养老文化。

从现有资料看，中国传统养老文化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即养老、敬老和送老送终。养老，物质上奉养。奉养有两种，一种是满足老年人维系生存的基本生活需求，无冻饿之虞，“是谓能养”；另一种是保证老年人有一定的生活质量，饱食暖衣，有肉吃，是谓“善养”。传统养老文化主张后一种，让老年人衣帛食肉，物质供养充足，质量还要好。“天下有善养老……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17]。针对不同年龄老年人的特点，还应配备不同的食物。“五十异粻，六十宿肉，七十贰膳，八十常珍，九十饮食不离寝，膳饮从于游”^[18]。在物质供养老人的同时，还要尊老敬老。尊老的概念，涵盖甚广。在这里，尊老是指在社会上要营造尊老的风气。“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脩而兼之。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19]在家中则要维护老年人的威望与地位。“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20]不违背父母的意愿，不顶撞父母。“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21]给父母提建议，父母不接受，子女也不要抱怨。父母去世后，要依礼送葬。在传统中国，送葬意义深邃，其重要性超过了养生。“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22]送葬之所以是大事，是因为送葬礼仪包含了许多文化内涵，特别是忠孝观念和行为模式的传递。重视送老的观念，不仅导致传统社会中的“生不极养，死乃崇丧”的反常现象，而且凸显了中国传统养老文化的特征。

虽然传统养老文化的内涵由养老、敬老、送老三部分组构，但其地位并不是相同的。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和我们对养老问题的看法，物质上养老应该是第一重要的，精神上敬老应该是第二重要的，而去世后的送老则是排在第三的。可是在传统养老文化中却反其道而行之。送老是第一位的，敬老是第二位的，养老是第三位的。谈及送老，不仅古代先哲们称之为“大事”，而且规范出一整套烦琐的等级森严的送葬与守制礼仪。违反了这些礼仪，就触犯了法律，还有受到处罚的可能。尽管我们认为物质上养老很重要，但传统养老文化却鄙之为“庶人之孝”“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23]如果不能敬老、尊老，那么，“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也。”^[24]集传统文化观念之大成的《礼记》一书明确指出，“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25]由此描述出传统养老文化内涵的基本特征，即精神重于物质的价值观。如果我们将养老、敬老和送老视为传统养老文化的内涵表层，那么重精神轻物质的价值观则可能成为传统养老文化的内涵深层。内涵表层只说明了传统养老文化内涵的成分，而内涵深层则揭示了这些成分之间的联系以及在国家主流价值观中的地位。

国家支持与家庭养老服务相互关联和影响，这正是传统养老文化能够跻身于国家主流价值观的重要原因。(www.xing528.com)

传统养老文化之所以能够进入国家主流价值观队列，是因为传统孝文化（养老文化）与社会系统实现了有机整合。传统养老文化孕育于中华大地，它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系统的有机构成。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它包括经济基础（小农经济）、社会基础（君主专制制度和家族制度）和思想文化基础（儒家文化）三个子系统。这三个子系统相互独立，但又彼此依赖，维持着传统社会系统的稳定和发展。传统养老文化与这个社会系统的稳定和变化息息相关，其间的整合关系体现为互为作用、和谐统一。

小农经济是中国传统经济的特有形态。无论是井田制、均田制，还是自由买卖的土地制，都离不开一家一户的耕耘操劳。所谓“五口之家，百亩之田”就是对这种经济形态的具体描画。由于土地的束缚，五口之家世代厮守，与区区薄田相依为命。父辈们守着这块土地，抚养儿女，世代绵延；儿孙们守着这块土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为年迈父母养老送终。离开了这块土地，不知生也不知死；守着这块土地，生有室葬有地。五口之家、百亩之田所培育出的，除了“养儿防老”的传统婚育观念，就是以孝为核心的传统养老文化。诚如一位哲人所讲的，小农经济毕竟太脆弱了，简直就是一种“依赖经济”——靠天恩赐，靠祖先保佑，靠家长组织，靠老人传授知识，甚至靠官府解决各种耕作中的纠纷。传统养老文化恰恰给每个家庭造就了这样的人：能管理家庭组织生产的家长，深谙天文地理各种农事的长者，有绝对权威处理纠纷的老人以及能保佑家庭昌盛的祖先。小农经济和传统养老文化虽属不同范畴，但在维持生产、保护家庭上求得了统一。

君主专制制度和传统家族制度相辅相成。传统国家中的大宗（君）和小宗（臣），实际上就是家庭中父亲与儿子关系的翻版。这种翻版体现了如下的联系：一是所属关系，子为父所有，“父为子纲”；臣为君所有，“君为臣纲”；二是反馈关系，父养育了子，子要报答父；君提拔了臣，臣也要忠于君。由此形成了“孝子出忠臣”的观点。“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26]显然，传统国家要巩固等级、强化服从，宣扬孝道、倡导养老是重要途径之一。“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27]由于父子、君臣间的隶属关系，所以，儿要报答父、臣要感恩君的反馈关系亦顺理成章。费孝通先生将这种反馈关系公式化为双向往返关系，以区别于西方文化的单向接力关系。在中国社会，这种反馈关系随处可见。笔者刚到陕北插队时，看到有老人的家庭的窑洞里都放着一口棺材，非常不理解。后来才逐渐了解了陕北农村的这种代际之间，即“父亲该着儿子一个媳妇，儿子该着父亲一副寿材。”当儿子出生以后，父亲就开始为儿子张罗媳妇，筹措彩礼。而儿子成家以后，则开始为父亲缝制寿衣，置办寿材。最近的力派书包广告亦体现了这种浓浓的反馈情感。广告上画着一个父亲扛着一个背书包的儿子，儿子下颌紧贴在父亲的头上。旁边有两句道白：“老爸！现在我一点也不沉重，因为有您扛着！——儿子！未来我会很轻松，因为有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反馈关系，父母抚养儿女，儿女报答父母，完全出于职责、义务，“天经地义”，超越了任何经济法则。由此可知，君主专制制度和家族制度为传统养老文化提供了基础和规范，而传统养老文化则为君主专制制度和家族制度注入了强化剂，使之永固恒昌。

中国传统养老文化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一部分，而儒家文化的核心——孝观念则又构成传统养老文化的思想依托。“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之道者，孝子之行也。”^[28]这则史料说明，养老不仅仅是赡养老人，而且也体现了承道和传播孝文化的内涵。养老不是终极目的，而是为承道和传播孝文化服务的。所以传统社会统治者明确指出，养三老五更于国之大学，目的在于“教诸侯之弟也”。由此可见，传统养老文化与孝观念是一体的，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孝文化包括了养老文化，而养老文化是孝文化的具体形态之一。

总之，在传统养老文化和社会系统的整合关系中，传统养老文化与主流价值观的融合并推动其发展是一个重要方面。传统养老文化犹如一个接受器，不断汲取各方面的营养和活力，以维系自身的发展。同时，它又犹如一个发射器，不断发射能量于各方面，以提高社会系统的整体效应。从前述研究可以看到，传统养老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传统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因为传统养老文化完全是传统社会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的产物。正是这种“父子”关系，才使传统养老文化能够成为传统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具体形态、有机构成和发展的不竭动力。

在目前，要强化养老文化作为主流价值观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需要提高认识、特别是高层的认识，另一方面需要努力发掘养老文化在解决现实老龄问题中的价值。一是充分利用养老文化的正能量。从前述可知，传统养老文化是将个人养老行为纳入规范性养老行为之中。也就是说用社会养老行为约束个人养老行为。这种约束力可能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它可以促进和保证儿女的养老行为，特别是在中国“重名声”“好面子”的环境中，社会舆论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即使一些儿女厌老弃老，不想赡养父母，但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也要尽儿女的义务。另一方面它又可能导致扭曲性养老行为。“生前不养，死后厚葬”“尽孝是表，‘双刮’是真”等现象都可能出现。所以，在解决养老问题时，充分利用传统养老文化的正面效应，避免其负面效应。二是重视老年人的精神养老和社会尊老助老氛围的建设。重视物质赡养，更重视精神赡养，是我国养老文化的特征之一。虽然传统养老文化强调的精神赡养具有特定内涵，但对于老年人来说，精神赡养确是不容忽视的。许多老年人表示，“不求吃好穿好，只求尊老敬老”，“要长寿，心情好。”而且，现实告诉我们，忽视精神赡养，只重物质赡养，往往适得其反。所以，在解决养老问题时，既要抓物质赡养，又要抓精神赡养；既要研究具体的养老保险问题，又要研究尊老敬老的社会风气问题。三是充分融入国际发展大局之中。国家支持在家庭养老服务推进过程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国家的支持，家庭养老服务行为很难达到预期目标。所以在解决养老问题时，充分借助国家的力量和政府的政策，才能保证家庭养老服务的顺利实施。四是加强传统养老文化与社会大系统的整合。传统养老文化与社会系统的整合关系体现为互为作用、和谐统一。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一种关系还是一个过程，养老文化都不是一个单纯的受体，而同时还是一个授体。养老文化在巩固政体、纯洁社会风气、维系社会运转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在解决养老问题时，要全面认识养老文化，努力揭示养老文化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