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养老服务的历史经验角度来看，北京市养老服务的发展状况可以简单分成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个大的阶段，从北京建城立都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养老服务形成和微调时期。在这个漫长而动荡的时期，历经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不仅经历了时代的变迁，而且经历了不同的政权形式。作为养老服务的发展，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一直是“家庭养老服务+社会救济服务”的组合模式，但也发生了局部的微调。在家庭养老服务方面，传统社会构建的孝观念和家庭养老服务模式基本延续，但在养老服务的内容、形式和制度方面的实施力度会随时代变迁和政权更迭而有所减弱。比如，传统社会建立的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为后续政府所完全实施。在近代社会，军阀混战，城市中各种思潮交集，但在农村依然是农耕经济，家庭家均人口在5.20-5.50之间，[1]在家庭结构上包括2至3世，[2]奠定了家庭养老服务的基础。需要指出的是，据当时的社会调查，农村人口平均寿命较低，50-64岁人口只占10%左右，65岁以上只占3.2%左右。[3]而在城市，经济凋敝，处于社会基层的劳动人民生活拮据，无法保证老年人必需的养老费用。陈独秀说，“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六十岁的老头子，都上街拉车。”[4]在社会救济服务方面，传统社会依据儒家思想采取完全官办形式。在近代社会，随着西方社会救济思想的传入，社会救济服务发生了两种变化：一是指导思想从“恩赐”到“责任”的变化；二是民间资本进入，改变了官家独办的形式。可见，经济基础决定了家庭养老服务模式的延续，社会变迁决定了社会救济服务模式的变化。
第二个大的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养老服务发展和现代化的奠基时期。在这个时期，北京市养老服务发展有两个特点：一是延续家庭养老服务为主、特殊群体社会养老机构为补充的形式；二是在养老服务发展的指导思想、制度构建、体系完善和具体举措等方面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为养老服务发展的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www.xing528.com)
第三个大的阶段，从改革开放至今，养老服务发展的现代化时期。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人口老龄化发展、中央对老龄问题认识的提高以及国际社会老龄理念的不断提升和更新，北京市紧跟国家和国际发展潮流，面对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坚决落实中央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相关决定、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民政部和卫计委等关于加强养老服务机构中医养结合工作的意见等，不断完善和推动北京市养老服务发展和建设，着力打造“9064”养老服务体系，在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的同时，落实《北京市居家养老条例》，把养老服务延伸到千家万户。北京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与北京市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发展有机结合，充分利用北京市在全国的发展引领优势，大力发展“互联网+”对养老服务建设的推动作用，一是加强养老服务信息化平台的高起点建设，完成首都老龄之窗网站和养老服务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启动电子病历工程，推动北京健康云项目和老年人口数据库建设；二是确保养老服务保障的高标准建设，开展老年人需求评估工作，发挥养老照料中心辐射功能，完善养老助餐服务体系，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建设，提高养老服务专业化水平；三是确保养老服务的高质量供给，培养发展大型养老服务商，打造完整养老产业链，大力推动“医养结合”工作，为老年人提供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加大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资金的投入力度；四是确保养老服务行业的高水平管理，加强养老工作的法制化建设，制定完善养老规划和标准，加强行业自律和推进养老服务标准化工作等。[5]
这三个大的发展阶段说明，北京市养老服务的发展，有继承但更多的是突破、有紧跟但更多的是创新、有现实但更多的是前瞻，北京市养老服务发展将成为一种科学、一种自觉、一种工作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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