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强关系社会，大量重要的生活需求需要经由强关系的社会资本来实现。传统的村社以祠堂、宗庙和伦理等因素将每个家庭及成员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体现家族宗亲、邻里乡亲关系的小型社会保障系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就是将家庭意识扩展为社会意识，推己及人，以血缘关系为中心辐射，还形成地域、行业、信仰等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这些强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对家庭养老服务起到保障、推动和协助作用。有学者认为，最初村社中管理公务的领导，应该是选举出来的，多为有德行有威望的老人，负责组织和监督劳动生产以及其他公务。《公羊传》何休注说：“选其耋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辩护伉健者为里正。”秦汉时代的乡官，有三老“掌教化”。《汉书·高帝纪》记二年二月诏说：“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同时，村社也有相互协作的传统，并拿出一定的资源来为包括养老在内的公共事务服务。孟子在论井田制时说：“设为痒序学校以教之，痒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实际上，所谓痒、序、校是古代村社中的公共建筑，是村社成员公共集会和活动的场所，兼有会议室、学校、礼堂、俱乐部的性质。因为村社的父老经常在这里主持一切，受人尊敬和供养，所以有的称为痒。孟子说“痒者养也”，后来也都把痒作为养老之所，《礼记·王制篇》又有“养国老于上痒”等语。[4]义庄也是我国古代家族和村社养老的一种重要载体。其经济基础主要是“义田”，又称“族田”“尝田”等，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一种独特的家族共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主要由家族中拥有较多资源者捐献建成。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义庄是范仲淹于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年在故乡苏州设立的范氏义庄。义庄的主要功能有完纳国课、为祭祀等宗族活动提供经费、助学、稳定地权、兴办公益事业、赡族等，其家族养老的功能主要涵括在赡族功能中。义庄赡族养老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普惠的家族福利制，即以亲疏远近为标准向家族成员定期发给钱物补助，以免其有冻馁之虞。另一种情况是由于财力的限制，采取特殊救济制，即对族中鳏、寡、孤独、贫、老等符合特定条件的对象进行救济，年老者即成为其主要的救助对象之一。如《济阳义庄规条》规定：“贫老无依，不能养者，无论男女，自五十一为始……每日给米六合。年至六十本拟间岁酌给棉衣，今特加给月米，听其自行置办。六十一给米七合，七十一给米一升。八十一，日给一升五合，九十一岁日给二升。百岁建坊，贺仪从厚，以伸敬老之意。”此外，义庄还以果金、袍帽金等形式向族中达到一定年龄的族人发放老年补贴。义庄的管理方式以范仲淹家族的范氏义庄最为典型。“由庄正掌存族田田契、户口簿，负责审核族人受恤资格，收租发米，下设会计两人，催租一至四人，同时规定庄正必须是‘子姓之殷实者’，‘诚实有才者’方可担任；族人不得租赁义田，诈立名字同；义庄不得佃买族人田”，许多义庄还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对上至庄正下至一般人员进行监督，对受助对象严加审查，以防不合格的对象虚报冒领。总之，我国古代以义庄为载体的家族养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设立专门的机构——义庄开展家族互济；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义田等族产；有特定的申请和支付程序；往往还有兼及邻里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在由于生产力落后导致的小家庭养老的局限性，在制度性养老缺乏的情况下增强了老人抵抗老年风险的能力。[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建立的“三无”“五保”制度，也是一种在国家推动下，行之有效的集体养老救助形式。当前，我国正在建设的社会化养老体系也提出了要“以社区为依托”。如何更好地发挥社区的作用，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如何开展社会化养老，都可以从我国的村社互助传统中得到有益的经验。
此外，我国从古至今各种出于亲缘、地缘、业缘、信仰等原因而产生的自发的民间慈善养老行为也时有记载、深入人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清代民办养老机构的典型——北京的普济堂，创办于康熙三十六年，收养了大量无家可归的老人，同时还收容贫民和病人。清代北京最著名的养老机构普济堂粥厂，由居士王延献捐出自己的家产修建屋舍，其创办和经营都由民间承担。我国近现代也有一些类似的民间慈善组织如善会、善堂等开展了一些养老服务。这种往往已经超出了宗族和村社范围的民间慈善养老行为，也是我国传统养老服务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宝贵财富，对于我们今天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开展养老服务，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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