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品消费者在面对不同文化下的奢侈品消费新共识时，其应对策略可能与“文化共识”模型相一致（Zou et al.，2009），他们会像“变色龙”一样融入他们新感知到的奢侈品消费共识中。然而，他们为了贴近新感知到的共识而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却并不一定与其内在价值观一致（Fischer，2004；Wan et al.，2007）。
一些研究表明，积极的情感会增加非规范性反应的可能性（Gable ＆ Harmon-Jones，2008）。有更多积极情感经历的人会表现出一种更加偏离其文化约束的新思想和新行为（Ashton-James et al.，2009）。我们推断，生活在美国的中国消费者会倾向于调整他们在奢侈品消费中价值观和行为的外在表达，以符合美国奢侈品消费的共识规范。我们进一步假设这种适应的倾向会受到他们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如果他们在美国过着幸福的生活，这种积极的情感将导致与美国主流文化共识不一致的思想和行为，因为对他们来说，继续作为一个中国人，并以中国的方式来生活，会使他们在奢侈品消费中感到更自在。如果他们不那么开心，那么负面情感可能会使他们的行为更符合美国人的普遍共识，并让他们在奢侈品消费方面表现得更像美国人。
H6：在美国生活更幸福的中国消费者在奢侈品消费方面会表现得更加符合原始中国文化（由物质主义价值感知驱动）；而那些不那么幸福的中国消费者则会试图接近美国人的奢侈品消费共识（由自我认同价值感知驱动）。(www.xing528.com)
最后，我们在下面的模型中演示我们的假设（见图10）。对面子的关注通过物质主义、质量和自我认同价值感知来影响奢侈品消费（对物质／体验性奢侈消费的消费）意愿。文化涵化变量和生活满意度调节影响了整个模型。
图10 实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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