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土地兼并对阶级矛盾的影响

首先梳理一下明朝发展的基本脉络。元朝国祚不久，但是自始至终都在规模屠杀，基本没有稳定的太平年分。汉人在几乎被灭族的时候，开启了明朝的一线生机。朱元璋开国之后，始终以农民自居，开创了明初务实、清廉的风气。

明朝最为擅长帝术的要数嘉靖皇帝。嘉靖几乎可以算作一个少年天才，从入宫继承大统开始，直接开始整顿意识形态，引出了著名的“大礼议”。通过大礼议这次系统的意识形态建设，强化了整个国家的政治风气。嘉靖帝对于整个明朝的礼教建设可以说是开国之后的一次大提升，其系统细致的程度，可以看出其皇帝之术已然臻于完善。最出名的就是他可以幕后遥控内阁管理国家，被史家说炼丹二十年不上朝。这可以说是古今帝王之术的集大成者，试问哪位皇帝能做到二十年不用上朝接触文武官员，而国家高速稳定繁荣运行？这种治国博弈的大策略，来自对于道家治国的智慧，可以说嘉靖时期是整个明朝政治的一个巅峰时期。当然嘉靖并不是开创了不上朝的先例，而是终明一代，朝廷都崇尚无为而治，而后世写书的儒生强行将自己的价值观加在明朝的事情上，说儒生始终劝皇上勤政，劝皇上勤于来朝堂和官员们说“hello”，而明朝时候，这并不是常态。嘉靖皇帝只是做到了二十几年始终无为而治，遥控国家照常运转而自己不上朝。无论从国家的管理还是整个吏治的运行来看，今人是绝对无法理解这是怎样一个机制。因为就西方发达国家的一般模板而言，如果老板几周不来上班，可能整个企业都底朝天了。用今天的经济和管理理论是无法解释明朝的超级治理模式的，而这在中国漫长的数千年历史上，却是一个常态。

宋明两代，以道家为核心的帝王策略智慧始终面对着一个日益庞大的儒生集团。这是明朝皇帝，尤其明朝中后期皇帝始终面临的一个突出的政治上的矛盾冲突点。这一点不仅仅反映在意识形态的诸多具体措施上，而且反映在阶级和国内最为尖锐的冲突上，而土地兼并也是同这个矛盾密切分不开的。

我们引用王阳明的一段评论，来说明当时主要的儒生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般状况：“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趋愈下。其间虽尝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

尽管这仅仅是王阳明的一家之言，但是的确反映了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的普遍状况。知识分子获取功利的心比较严重。从意识形态的一般发展而言，这种趋势从唐末开始成形，到了宋朝，尤其是南宋时期理学随着发展，在儒生之中开始比较盛行。知识分子为了求得利达，求得名誉和财富，急功近利。通过各种手段获取名誉的儒生开始危害社会，危害百姓，危害社稷了。

儒生的要求是财富，更是名声，物质利益至上，乃至于在放弃了传统的基本信念的时候，就会对国家的统治造成很大的损害。

儒生阶层的存在同我国长期的科举选拔制度密切相关。从隋唐时期开始，科举制度逐步在百年视角上扩张着规模。隋唐科举的初心是好的，为了地域辽阔的帝国选拔人才，做到野不遗贤，尤其是对于世界中心的帝国而言，番邦的人才也需要加以遴选而直达中央，从世界范围增加人才储备的可能性，即使生在异邦，凡是能在基础教育上显示出与众不同就能获取资格逐步晋升，从而扩大了中央帝国的实力，汇聚了世界各国的精英。而今天的托福、GRE都是这种世界治理模式的延续。然而就经济角度而言，汉唐时期的汉族人并不把科举作为谋生的手段，而是作为实现理想的众多途径中的一个。科举多是留给下层有志气的士子的。且科举获得官职之后，在京都任职也不过是租房一族，收入刚刚糊口，对于阿倍仲麻吕这样的外国留学生还能够获得唐国的国籍和官籍，回扶桑耀祖扬宗，但是对于普通汉族百姓而言，不如雇佣一些来唐朝打工的外籍劳工，在家里种地过悠闲的日子。所以唐末之前，读书科举不算是一种致富发财的道路。科举出身的官员也还没有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从而左右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左右政治方向。(www.xing528.com)

在很长时间里，华夏的士大夫阶层并没有把物质利益作为追求的目标，而且所谓的公务员阶层也是相当廉洁的。普通华夏民众主要是以周边游牧民族市场供应的羊排和牛排为主要食物，一般家庭主要是以羊肉为主。而全世界举荐和科举来华夏的多种人才，如入籍的公务员、外籍劳工等收入相对比较低，主要以市场上性价比最高的猪肉为主，一方面肥肉占比大热量高，另一方面汉人不吃猪肉，所以便宜。

科举制度在长期之中不算是主要的选拔人才制度，但是对于帝国广袤的领土而言，夏商的领土更是远远超过了周朝偏安一隅的状态，需要大量人才来进行标准化的高效率的管理，长期而言科举制度仅仅解决了这种实际管理人才相对稀缺的状况。如同今天世界超级大国使用托福、GRE收尽天下廉价知识人才一样，中国在数千年的时段上，也主要是依赖科举来管理世界的，而不是核心区域以及内部管理，更不要说高级的管理决策了。

但是科举制度在唐末发生了制度变化，为了压制传统华夏贵族世家阶层，出身低微的皇族实行了百年的科举扩张之路，用儒生的微弱的力量来抗衡贵族，然而时间一长，儒生阶层就逐步形成气候。科举的弊端在唐朝开始显现，在宋朝发生了质变，到了明朝已然形成气候。

科举系列的文人集团，生来就是同贵族世家死磕的，因此贵族世家在我国长期来看是逐步瓦解的。没有贵族世家，华夏的社会等级制度容易从现实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被弱化，皇权制衡和社会组织结构会被掏空。明朝的皇帝深知这种害处，因此，从土地制度上对皇族贵族的土地实行了特殊照顾制度。为了保留贵族阶层的温文尔雅，对于恢复社会等级制度，明朝实行了一系列复杂的政策设计，然而从文人阶层来看，此举却充满了敌意，无论史书的记载，还是文人笔记的故事，都充斥着对贵族和皇族的敌意。这种瓦解社会意识形态的趋势，在清朝又被特别加以利用来抹黑明朝，因此，今人很难看到当时皇帝的本意了。

明朝是法制民主社会，在北方相对而言比较侧重了贵族和皇族的优先权，而在南方人口密集的地区比较照顾文人阶层的发展。因此，一个基本的格局就是北方的土地相对而言官田比较多，南方的私田很多是文人集团的。皇族和贵族的土地是轮换制，也就是有爵位的时候有，几代之后会有自然轮替。南方到了明朝中后期，文人成为地方的权力中心，一心谋取物质利益，加大了对普通农民的压榨和盘剥，土地兼并更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