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等级制社会自然向外延伸,就形成了多重环形的朝贡体系,内层文明程度更高,同内部区域的开放性和文化交融性更好。这些国家一般而言都实行同中国内部相似的制度和社会文化,仰慕华夏,拥有共同信仰,形成自然的社会经济文化贸易圈层。在朝贡体系的框架下,比较强调对外部的怀柔和安抚政策,这种政策,能够有效将外部的少数民族归化为本国人口。这种过程的进行是依赖将更多本族的有效的福利分享给新入籍人口来实现的,这显然不是短期的帕洛托提升的措施。也就是说,这种政策需要本族本着牺牲的精神,以信念和信仰为支撑,将自己的利益同新入籍人口共享,从而安抚团结新入籍人口。最优待的方式莫过于在特定时期给予新入籍人口的内迁政策,不仅仅将新入籍人口内迁到土地肥沃的地区,并且给予新入籍人口经济上类似的地位,来感化新入籍人口,从而使其归化,例如对待匈奴。这样的措施需要强大的文明张力,也就是人民的共同的信仰来完成,因为这种行为是需要具有牺牲精神的人民共同做出一致的包容和团结行动。而这种牺牲精神的来源,是在生活本身之中所渗透的文化特征,就是牺牲自己来成就共同的信仰。使得少数族,甚至是对曾经长期侵害自己的民族加以归化的安排,是同未来更长远的大同社会目标相互一致的。这种精神力量的具体实施,在现实中可能具有极大的风险,也就是一方面损害了本民族的内部群体利益,可能引起内部的不平衡,但是另一方面,从长远而言,可能给未来一个更好的机会。其基础是意识形态的强大和经济基础的雄厚。
在中国传统下实施的很多政策,很多是在短期内不利于自己的,但是就长期而言,对人民是好的。因为不归化这些民族,就必然导致未来还会有这些民族侵扰边境,可能短时期还有消灭特定域外人口的选项,但是长期而言,边界新的域外人口还会重新滋生,是没有终极解决办法的。从本质来看,域外人口有强大的时候,也有衰微的时候。如果在特定时候将其战胜,并且成功归化,那么就避免其未来强大了再次侵扰自己。如果不归化,那么未来域外人口再次来袭扰,唯一的选项就是你死我活地大战一场。在朝贡体系下,一般的解决办法就是为万世开太平,为了未来人民的平安和幸福,牺牲这个时期自己的王朝利益,也就是选择了非帕洛托有效的解法,但是为未来的世界开辟了一个好的道路。在我国繁盛的历史上经常出现类似的归化例子,而比较大规模实施这种政策的要数唐朝。典型的,李世民时代安抚匈奴,将其内迁,甚至给予了非常好的优待政策,以好的经济生活条件怀柔安抚归化者,让其在感动中归入盛世中华的丰富的精神世界,不再叛离,从而解决了这个域外人口分支对中国长期的侵扰。尽管还会有其他的域外人口崛起,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不断将无穷的域外人口慢慢归化入文明区域的。
当然也有归化失败,导致灾难的很多例子。汉朝、西晋等后续动乱时期,就不断有“蛮夷猾夏”的大量案例。即使在唐朝,也因为这种政策进行得太快速,规模超过了能够承受的能力,所以导致的结果是唐朝可能从内在稳定性上受到了破坏,从而在巅峰时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安史之乱。从此之后,各朝对民族安抚政策进行了大量的反思,尤其是宋明人,深受外部武装之害,有切肤之痛。
明朝的全球化是非常盛大的。明朝继承并发扬了宋朝的海上全球化的朝贡关系,而且从范围和数量上都有巨大的开拓。作为世界顶级的全球化领导国家,明朝取得的成就是今人难以想象的。
清朝显然不是走这样的一条道路,清朝是直接将外族版图整体纳入国家内部来进行的,但是这种纳入,也是有代价的,也就是在自己衰弱的时候,可能会加速自己的灭亡。显然满族或者蒙古族统治者没有秦始皇的胆略,一味追求土地的辽阔,而不顾其对未来财政上造成的巨大负担。盲目扩充土地带来的问题就是一个周期之后,可能带来反噬效应。(www.xing528.com)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中国边境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并且在后面列出了“不征诸国”名录。
从中国传统社会的兴衰智慧中,总结出了“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这个重要的思想,说明了中国全球化的基本思维,不是通过武力进行殖民,而是通过和平的方式逐步扩大文明和和平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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