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变革与世界管理降级的关系

这次意识形态的变迁是巨大的，也耗费了春秋数百年时间。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仅仅记述了国内的状况，外面的很多状况都被私营教育经理孔子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因为各种内部治理的原因删改了。试想，如果不改，那么大家总提天子过去的辉煌，还怎么维系现在逐渐缩小的地盘和控制范围？私营教育机构也需要适应当时的意识形态统一管理，因此在编写教材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当时的管理要求。当然，删减是在数百年间逐渐完成的，不是一个孔子能做到的，只不过由于他的教科书在后世影响比较大，所以他的改动就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的治理模式。而他的教科书能“恰好”被我们知道，也不是偶然事件，因为是乱世，所以按照要求删减的比较好的教科书被大量复制从而流传，也要归功于孔子的善于和勇于删减。尽管如此，孔子的心里是还有那个辉煌的影子的，但是言谈之间，具体的信息还是被委婉地删减了。老子的时候很多后世认为的“外国”还是华夏的地盘，他还可以骑个青牛很拉风地去逛逛，讲讲学，旅游一下。孔子的春秋时代世界变化很大，很快就不能去“外国”旅游了，乱了，很多“国家”的反华倾向表现出来了。全球化一旦结束，“外国”首先就成为不安全的地方了。整个地球开始变乱，不仅仅是华夏核心区域内部，三代大治时期，整个世界都是联通的。这一时期，世界开始割裂，全球化告一段落。春秋的去全球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世界开始隔离开来，在非全球化的状态下，世界各地的本地语言开始形成（地方豪强发明各种以土语为基础的文字，还不断尝试各种形状的符号来表音拼读），去中国化半个世纪的后果就是周边的华语区开始自创非华语系统，例如日语、朝鲜语、越南语，南亚那么多语言都纷纷从无到有慢慢形成。这些语言的特点就是拼音化，而非中华化的上古语言系统。新生语言系统的一般特点就是拼音化，将当地最土、最不好懂的土语重点拼出来，拿出来当民族的象征，作为符号化宣传，从而形成一种方言化的语言。自以为发明了别人听不懂的语言就实现了意识形态化的初级版本了，而事实上，这种语言系统的特点就是短期化，很难穿越千年传播信息和文明经验。只有中文这样的语言，才能穿越久远，经历众多之后，仍旧保持语言的稳定性。如今的英国人已经不懂古英语的含义，不久很多人也会看不懂现代化的汉语系统说什么了。偏离汉语言系统是去全球化历史时期的特点，而回归原来的语言系统是中国崛起的一个内在步骤，意在对文明的继承。千年下来，文字被主动或被动地发明了不知道多少次，能活下来的“新发明出来的文明”却很少很少，在死亡中前赴后继的却很多。

在制定一个朝代的核心政策的时候，有很多取舍，要一个方面的好处，必然会失去另一方面的好处，兼得是罕见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即使像唐朝这样广受崇拜的朝代，起初的时候，也并不是所有优势都占有的。李渊起兵反隋，开始时还很犹豫，因为起兵反叛即使成功，在传统的观念中还是“得来不正的”。就像李世民，无论有多少借口，有多少不得已，但是在传统来看依旧是得国位不正的。李世民在很多事情上不能像别人那样安然设置自己的政策。

在漫长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乱世，李世民这样的得国之法，人们已经看惯了。李世民是凭借军事集团的力量来获取政权的，他的优势是自己的游侠出身，司马迁就记述了游侠的广泛群众基础。游侠在民间有很强的感召力，是封建时代民间正义英雄的化身，不仅遏制逆国的奸臣，也刺杀国君，像民间猛人，如张良等，除暴安良，事无巨细，是封建国家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维度。身为游侠的李世民在战场极为英勇，颇具传奇色彩，尽管如此得国，但是有自己自带的游侠光芒。那么为什么后世文人没有大量指摘李世民呢？即使《西游记》说到这个问题，也还是维护李世民的面子的。李世民在这个问题上，花费了很大的功夫。当时地方封建军事集团很多，力量也很大，有异议的必然不在少数，因此公元632年李世民要求编纂一部全国有名的世家大族族谱。编纂工作由太宗皇帝的亲信主编纂官高士廉以及一些资深官员承担。为了使族谱排名尽量客观公正，参与编纂的官员没有一人出身于世家大族。编纂官员竟然把博陵崔氏位列第一，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这几个家族位列第二，李氏皇族排在第三位。

事实上，在李世民之前，皇帝从来没有控制意识形态的能力和愿望。从本质上来看，封建制度下的皇帝无法左右这个排名，尤其是汉末之后的时代背景，皇帝必须看豪门大族的脸色行事，从而形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平衡关系。

李世民从政治上开启了唐朝的一个特点：进一步收权力。但是唐朝初年集权制度并不明显，这个收权过程纵贯了整个唐朝，甚至到宋朝才完成。李世民的以下举动是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太宗立即要求重新编纂，并明确要求排列的家族地位要与其成员在朝廷中担任的官职联系起来。公元638年，《贞观氏族志》的修订本正式发布后，李氏皇族排在第一，唐高祖和唐太宗的母系亲戚排在第二，博陵崔氏位列第三。(www.xing528.com)

从客观上来讲，皇帝要从意识形态上开展垄断和集中，一方面表现出初唐统治者的不安和缺乏信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李世民对未来的一个重要制度设计。从此，封建制度的社会基础开始逐步瓦解，其后逐步开展的科举考试就是这一政策设计的具体实施：选拔人才，不仅要善于应试，更要拥护皇帝制定的统一的意识形态系统，不要跑偏。

唐朝开创的国家逐步走向富强，但是封建时代较为宽松而民主的话语权系统却一点儿一点儿被蚕食，从封建诸侯的手中，收到了皇权手中。这是唐朝和汉朝的重要差异。尽管如此，唐朝还是为民间保留了大量民主的空间，并没有像清朝一样逐渐剥夺殆尽。唐朝的盛大仍旧是今人难以想象的，但是李世民用剥夺诸侯的民主权利换来了自己和皇族的安全感这一点，不算伟大的决策。其损失从人才来看，是加速豪门大族的人才凋零，而得到的是底层的应试者逐步占据优势。唐朝的技术秉承了中国先进的传统，但是不可否认，开科举士打破了豪门垄断知识专有权，减少了中国高科技的传统传承渠道。唐朝的科技水平在晚唐战乱纷纷中已然没有豪门大族的守护，后继无人之后，唐人逐渐成为乱世之民。在开启全球化之后，伊斯兰的崛起就出现了，在国家战火中，安禄山、史思明这样的新入唐朝户口的外族高官权贵出现叛乱，国家战略部署在高位被打乱。

但是即使如此，唐朝的教育非常发达，民间奇人辈出，多数人不参加应试也并没有什么大碍。但是唐太宗的制度设计已经预言了未来的发展轨迹和制度缺陷，可能人们会说即使如此，历史还是难掩大唐鼎盛时期的光芒。就这样，集权逐步加强，一路走下来，到了明朝，参与应试入朝为官也仅仅是部分人的理想，更多的生活富足的明朝人，是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的，他们不入朝为官，也一样富裕且满足。入朝为官的人满足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是也要遵守社会的约束，收入和个人行为要受到诸多限制。李世民的这个制度设计对后来的朝代，尤其是汉族的朝代影响很大，到了明朝已经只能用宦官集团来钳制应试出身的文人集团了。这个宿命不容易避开，明朝也是深陷其中。在逐步失去传统的意识形态之后，明朝难免败亡。然而，中国古代的世界直到明朝，是文明的和法制化的。在封建到集权的过程，民主虽然在逐步退却，但是依然保留了很大的空间。这同西方世界同时代的丛林社会反差巨大。称之为天朝上国，毫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