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意识形态的变迁：历史的核心

从我国信息记载比较丰富的历史中，可以从有限推测无限。

在我国历史上，除非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冲击，一般而言，意识形态的基本核心是不会发生很大变化的，即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冲突，那么在下一次盛世之前，也会出现一次全面的复兴和恢复的时期。从信息角度尽可能恢复之前的盛世的基本信息，这样的恢复是一条必然的道路。然而，更值得研究的问题是，什么改变了意识形态，如何改变，即意识形态的演变路径。

改朝换代对意识形态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大量的信息损失来自改朝换代时期的动乱、战争以及相关的饥馑、人口流动、疫病甚至自然灾害。人口的损失和前朝信息的损失直接相关联，而随后的朝代建立的基本秩序维护着体系，一般而言是完全仿效前朝实行的秩序维护体系的，即使出现了统治民族的改变，生产生活习惯、语言、文化和宗教发生较大改变，但是对人口的基本维护体系的改变，也都是很小的。但是后来的朝代，可能会有意改变前朝的意识形态体系，为自己的特定目的服务。

第一，人口的秩序维护体系有内在的特点，即有最优的系统。如果擅自改变最优系统，则可能会出现很大的运行风险。因此，一般而言，后朝都会采取和前朝类似的秩序维护体系。

第二，前朝的倾覆往往并不是秩序维护体系的体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发生了太多的变形和执行问题，也就是本来应该发挥作用的秩序运行系统，却没有完全执行，甚至发生了严重的废弛问题。

第三，前朝倾覆的另一个重大的可能，是因为擅自改变了过多的秩序维护体系的规则和政策设置。其中一个重要的可能就是因为权力的转换、权力的争斗而带来的秩序的真空状态。

确保执政权力的稳定过渡，是确保社会意识形态和治理秩序稳定，不出现严重问题的重要保证，因此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皇权的顺利传递是极为重要的。唐朝初年最重要的一次权力转接就是李世民之后的权力转接。尽管在权力争斗之后，李治顺利获取了皇权，但是在李世民时代的主要社会矛盾和李世民定调的意识形态大改造趋势下，仍旧使得社会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www.xing528.com)

李世民时代的皇权危机如何解决是一个重要的矛盾。隋朝维系封建制度，因为皇权没有足够强的意识形态的基础，导致地方封建势力无法充分制约，中央政府财力很强，但是意识形态的建设不足，国家短期强大繁盛却没有办法长期维系，这导致一旦中央政府发生任何的风吹草动，甚至出现一些自然灾害、战争灾难等问题，就会被分散的意识形态管控机构歪曲并蔓延，从而导致皇帝迅速被地方的势力污名化，失去统治的合理性。这种意识形态危机在隋朝极为显著，不用到继承大统的时候发生危机，在隋炀帝在位期间就经历了意识形态的变化导致的危机，皇族甚至无法有效控制，在皇族周边的大族都可能分崩离析，从而给唐朝开国者提供机会，造成了唐代隋的朝代更迭。

“以唐代隋”的历史变化对意识形态的改变是极为微小的。就初唐的统治秩序而言，都是沿用隋朝改革的成果，而且在李世民的整个统治期间，唐朝仍旧慎重地延续着隋朝的改革，因为李世民对这种改革的未来方向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力，唯一能做的，就是仍旧沿用隋朝的基本既定改革继续推进，以强势的兵力为基础稳定政权，逐步、慎重地收权，逐渐探索未来发展方向。这个方向在李世民执政时有一段稳定期。这段时期李世民并没有尝试强力削弱封建势力而稳定国家，而是采取认可封建势力既定利益，也就是对于既有利益者的产权加以了合理的保护，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按照计划，通过科举的逐步拓展，让下层士子逐步进入管理层，以逐步占据更多的权重。在李世民眼中，让下层士子进入管理层是一个不太合理的举动，在那个时代，让下层士子进入管理层唯一的动机就是从数量上占据底层公务员的人数优势，然而完全不可能从权力的关键位置减少封建力量对整个社会的基础性影响。即使如此，这一变革还是触动了既有利益者的敏感神经，对社会的稳定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李世民在关键用人的位置上，仍旧沿用了封建时代的用人准则，但是对教育和选任制度的探索和逐步拓展，还是在巨大阻力下有策略地逐步推进着，为后面几代（尤其是武后时期）逐步占据更大的权重奠定基础。

在李世民打下基础之后，第一次皇权转换的危机出现在李治的时代，这次危机面临的磨难是巨大的，远远超过历史书籍记载的剧烈程度。李治面临的不仅仅是平衡皇权、诸侯封建势力的权力关系，更要让自己能够继承李世民留下来的巨大的统治遗产。从多种角度来看，李治花费了巨大的心力用于奠定自己的皇权威信，确认皇帝的意识形态控制力，尽管李治的时代很漫长，但是终李治一朝，其仍旧感觉力不从心，而武则天从这个漫长的统治转换的空白权力中，抓住了机遇，继承了李世民和李治两朝的新势力人脉。虽然这个继承并没有得到李世民的认可，但是却得到了李治的认可。李治将重要的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权放在了武则天手中。后宫本就掌管祭祀和意识形态礼法的关键事宜，从权力斗争中，武则天从掌控天下的礼法和祭祀大权开始逐步扩展到全部的政权决策，成为李治之后不能或缺的一个关键的权力中枢。

在整个权力转换阶段，意识形态的控制是处于真空状态的，被武则天获取了。武则天不仅有前朝和本朝的背景，而且还被宗教背景加持，从而成为无可替代的一个精神和权力双重领袖，在所有的文臣武将和皇子皇孙面前成为一种超越性的存在。这样的一个存在对于唐朝的影响是深远的，当然对于政局的把持，也必然非常牢靠，直到其将皇位传给李氏后人，才算是稳定过渡了。

其后的皇帝吸取经验，成就了开元盛世的唐朝巅峰治理期间。但是政治社会矛盾在李治的末年达到顶点，在李治去位的前一年，即682年，国家已然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这种危难在终唐一代都是罕见的，在京城发生了人相食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一种国家极端危险的状态，可以说，也是一种改朝换代的客观状态。弘道元年（683年），唐高宗李治驾崩，葬于乾陵。太子李显继位称帝，成为太后的武则天手握大权。60岁的武则天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并推动一系列改革，开始大刀阔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改革。事实上，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换朝代的革命。

唐初政权接替天翻地覆，出现人相食，迎来玄宗盛世后，人相食现象就消失了，但是盛世一过，历史又进入周期律控制，肃宗时候再次出现了人相食，之后进入长期灾荒战乱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