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观念的意识形态根基

在神话时代，人们的生死观念是极为多样的，这其中的信息湮灭导致细节不太能够了解了，但是人们的生死观在神权时代则较容易了解。在神权完整的意识形态社会中，人们对于生死的观念更多根植于人与神的关系，天地万物都是神的，人亦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在天地大道眼中，万物都是祭祀神的，而在圣人眼中，百姓都是祭祀神的。古人喜爱狗，认为它是最为忠顺谦卑的，常用狗为名字（与今天的语言习惯不同）。从《道德经》中可以看到这种意识形态，万物都是忠顺属于神的。刍狗说明了神自然会安排这些忠顺的百姓。神权之下，人们认为忠顺于神是最为要紧的，而且中国先民社会意识形态中人们并不像今人如此畏惧生死。人能生，服侍神，人献祭给神，是归去的正当途径。人们认为，安息在神那里是最好的。大量的人，不仅仅是俘虏或者囚徒，就是贵族乃至皇族都可能献祭给神，这是很多宗教中的必要程序。从这些行为可以看出，献祭具有超出一般的人类行为之上的神圣性依据。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鼎，就是这样的庄严肃穆的献祭的祭祀器具。在先民的意识形态中，能够献祭给神，献祭给天，可能是一种极好的归宿。今人可以这样尝试理解古人这类意识形态：从现在残存的意识形态中，很多人依旧认为，能够把生命献给国家、为祖国而牺牲，也是最为美好、最为高尚的行为和归宿之一，是最值得人民记取的高尚美德。先民会认为这是最为忠贞的行为。

皇族和贵族，以死国为美。这样的传统是人类社会相当普遍的行为，因此，皇族和贵族主要的工作就是征伐和祭祀。“国之大事，在戎与祀”，是上等阶级安身立命的本职工作。“戎”则是备战和战争，也就是前面讲的在现实中评价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的标准。而“祀”就是当时意识形态的维护工作。从而，我们看到了祀与戎事实上是一体两面，古代国家是专注于意识形态建设的，也就是在原始社会之后，神权制度下等级制度的建立是基于完整的意识形态工作而展开的，国家的全部决策依据都是围绕着意识形态而展开的。这两件事做不好，就没办法维系一个国家的根本。有了标准，世界上既有好的贵族也有坏的贵族，既有能延续国本的好的皇族，也有速败的皇族。

在神权社会中，人们死后被认为可能是回到了神的另一个世界中，关于这一点，在不同的文化中有极为类似的描述。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时期的意识形态都强调了事死如事生的行事原则。古代文明都留下了巨大的墓葬建筑，无论金字塔还是遍布我国的地下宫殿，都说明了一种和今天相去甚远的意识形态体系。在神权中设置了死亡的具体安排和全部轨迹，还设计了回到这个世界的轨迹安排，甚至有无穷的或者短暂的生和死的详尽的阐述。这些教义，都印证了一点——对于死亡的不可知的恐惧被破除。在神的安排下死亡不是终点，是一个环节，犹如蛇蜕，犹如换齿。在特定的意识形态下，很多人并不是恐惧的，舍生忘死、安然赴死的品质，是这种意识形态下的产物。孟子具有气势的联排句式“向为身死而不受”，说明在周朝意识形态衰落时期，人们对待生死还是极具气节的。这都是时代的意识形态赋予的特征。

人们可能忽略的一点是，对待死亡的态度，决定了对古代具体世俗权力的约束。世俗权力在奴隶制度时期达到周朝的温文尔雅的高度美好的状态，其重要的原因不是因为世俗社会发展出来的经济基础，而是在神权主导下，人们的生死观导致的强权无法肆意发展的结果。如果是一个毫无意识形态约束的蛮族社会，那么人们对于死亡的畏惧就加剧了施暴者的暴行，从而进一步自我强化，衍生出蛮族社会残暴的世俗风貌。近代西方的残暴社会从未断绝，尽管打着民主的旗号，但是在世界范围犯下罪行，无论长达数百年的侵略还是对很多族群的彻底诛灭，其主要的动力就是残暴的世俗权力在非法肆虐，而被压迫族群充满畏惧，毫无团结抗争的勇气。人们并不知道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基本规则。依赖坚船利炮肆虐地表的时代毕竟是很少被压制的，仅仅在文明的秩序扩展的时期才被稍许抑制了。

周朝之前的社会，在我国传统经籍中具有一种神圣的神秘性。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那时候意识形态的基本运行。意识形态的基本运行在阶级社会具有逐级效法逐级递减的特点。诸侯大臣效法君主，仆从效法臣子，逐级效法。但是越向下因为人数众多，必然礼法的严谨性就不能保证。社会组织主要依赖这种逐级效法形成的结构的完整性和紧密性，来形成有效的秩序。因此，对于君主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要求君主极为严格遵守礼法，约束自己，因为稍微不注意，就会造成极为不好的影响，从而发生链式反应，导致社会秩序松懈。君主选拔大臣也是极为重要的，贵族和大臣阶层，如果不能严谨遵从礼法，那么必然导致在第一环节上就松懈了，君主再努力，下面也看不到，因此从贵族阶层就要花极大的力气去完善礼法建设，这是古代社会极为关键的环节。所以，贵族就是捍卫礼法的阶层，如果他们不能捍卫，那么意识形态很快就松散了，社会秩序就涣散了。在周朝之前这些礼法是极为完备且保存良好的，到了周朝前期还是能够比较好地运行，但是春秋之后就逐步松散了。这里举一些例子来说明礼法建设对社会意识形态和整个社会运行的核心枢纽功能。《论语·乡党》一章，记录了孔子作为一个优秀的官员，起到的很好的表率作用。这些在周朝之前是必要条件，而在孔子时代这些要求已经降落为令人惊讶的“极好”的表现了。可见孔子时候，礼法的确是松弛太多了。下面是比较著名的一部分：

齐必变食，居必迁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而，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语，寝不言。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席不正，不坐。(https://www.xing528.com)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常说的“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一丝不苟。所有这些本身似乎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在一个社会系统上行下效的复杂社会互动环境中，就能产生极为重要的作用。这种对于一言一行每个细节的关注，就形成了一种对心性的约束系统，这个约束系统，不仅仅要求行为者本人对自己的每一个细小的行为负责任，而且要求对其他人的感受负责任。这些行为的任何违反，都是一种信号传达，就是对他人的不尊重，也同时是对自己的不尊重。意即一个贵族，如果做出不尊贵的行为，那么别人也会觉得这个人不配贵族的尊号。这是极为令人羞愧的事情，如果公开之后，会导致名誉受损，在严重的状况下会导致褫夺尊号。一个贵族，平日里保持着非常严格的礼法要求，在遇到仆人做出了让自己愤怒的事情时，最多也就是做出一些信号表达自己的不满，不会超越“温文尔雅”的状态太多。仆人看到这些行为，就觉得脸红了，羞愧了，从而知耻而后勇，改造自己，做得更好。这就是社会系统的整个行为博弈过程，而不是那种大声呵斥甚至动手发生肢体羞辱的外国奴隶制度特点，这在夏商周三代都是不可想象的野蛮的行为。

再举例说明家庭生活在传统礼教“刻板”的状态。传统社会夫妻之间相敬如宾，就是这种礼法的细节标准。在传统家庭中，也有夫妻之间闹小别扭的时候，如果丈夫不高兴了，那么最多坐姿歪斜，表达一下不满，妻子看到后也很恼火，也对着干，那么干脆不梳洗，恶心你一下。这已经到了最严重状况了。因为这样不讲礼法，不仅传出去成为奇耻大辱，而且在家里也已经非常出格了。但是在现代西方式的社会中，没有这些虚头巴脑的讲究，平时可能语言都非常轻佻甚至相互之间并没有尊敬的语言，甚至像人们熟悉的以吵架的腔调作为日常状态的家庭也不在少数，那么一旦出现矛盾，恶言相向甚至动手打人就是可以预期的行为模式了。我们现在就可以理解，在西方社会中为什么离婚率很高，家庭暴力很高，为什么家庭成员之间互虐的状况屡禁不止。西方社会都设立严格的法律限制家庭内部相互虐待，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发生虐待的概率太高了，难以避免。在西方社会文化下，人们举止随意，没有什么礼节性约束，尤其是中下层社会群体更是非常随意，思想中没有任何行为上的约束。这就导致非常容易发生肢体冲突，进而导致犯罪。很多人觉得礼法社会中很多礼法都是没有用的，甚至认为这些注重细节的行为是虚伪的表现，事实上，仅仅关注行为的社会才是危险的。失去了中国传统的礼仪道德和社会信念，就很难再维系那种温文尔雅的社会生活关系，维系家庭中相敬如宾始终不离不弃的仁爱和宽容。

《韩诗外传》记载了孟母教子的一个小故事：

孟子少时，东家杀豚，孟子问其母曰：“东家杀豚何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怀娠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之教也。今世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买东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孟母教育孟子的态度就是那时候的标准，做父母的要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对于子女的影响。孟母觉得一旦自己突破了原本花了很大力气营造起来的好的礼法氛围，就很难让孟子这个小孩子信服自己了，那么教育也就出现问题了，因此就花钱买邻居的猪肉让孟子吃，以维系自己在孟子心中的信誉。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信”的来源。在礼法社会中，人们极为讲究自己的行为对其他人的影响，很重视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样子，绝不做有损自己的名誉的事情。这就是中国的礼法的重要之处，每个人都努力为了维系自己的名誉而不断改善自己的行为，唯恐自己的某一个行为带来名誉损失，从而慎重地对待别人，爱己爱人，社会才会出现美好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