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基本文化构成：探索与思考

《论语·卫灵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在中国古代圣人的眼中，穷与富，都算不了什么，也不能决定对一个人的评判标准。能超脱于世俗对穷富的限制，而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君子。因此，能够放下名利之心而专心追求梦想，不在乎自己的利益得失，甘心贫穷，也不失去追求梦想的志气的人，才可以称为君子。《孟子·滕文公上》：“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梁惠王上》：“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生活在俗世中，没有固定资产，却有一颗持之以恒的心，只有士大夫才能够做到。可能在俗世中，这些君子和士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圣人眼中，无固定资产而能执着地追求梦想的人，是位列俗世中各个阶层（农、工、商）之前的，应该以士相称，以礼相待。财富如流水，在各个阶层之间流动，即使一朝一夕能够握有财富和权力，但是没有人能永久保持。只有看到自己的贫穷，也看到自己的富有之处时，才会是真的富有。

中国古代的社会阶层，在皇权之下，第一个阶层就是这样的“士”。之后按照顺序，才是农、工、商。这个顺序的排列遵循固定的标准。

在中国古代的理念中，士族代表皇权牧守一方，而皇权天命，因此士族需有上文讲的真意，不为俗世的贫富和权力所撼动的操守，才值得受命于皇天，值得天下百姓依赖。(www.xing528.com)

知道因何而富裕，因何而贵，才是真富真贵，以权钱作为富贵的根基，那么就丢失了富贵的根基。社会丢失了根基，也就动摇了根本，富贵者不再富贵，社会就成为乱世了。农民以生产粮食这种生活必需品为主业，为了自己吃饭，为了让更多人吃饭而耕种；工商业者制造贩卖器物，提供服务，这里有一些远离了必需品内涵，也逐步掺杂了不实造假的可能；职业按照由真到假，内心按照诚实到违心的次序，依次排列下来，于是产生了士、农、工、商的顺序。如果吹拉弹唱，歌吟舞蹈，出自真心，那么就是风流才俊，为世所慕，发民之声，是为艺术家；如果表演取悦他人，虚情假意，心口不一，则视为贱业。真假之间就判别了行为的高下，判断出行业的优劣。无论做任何事、任何业，如果没有基本的职业操守，那么比之古代的伶人都不足。

中国古代的圣人，用人心来判定高下，从而构成了社会各个阶层的结构，按照其品节让芸芸众生各安其位，不至于发生混乱，从而各安其事，社会得以顺利运行，达成大治的盛世。

这个士、农、工、商的阶层顺序在中国古代的传统社会，不但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且在实践上应用非常广泛。以秦朝的例子来看，儒生诬蔑秦始皇，征用了农民去修筑长城以及陵寝，这是不对的。秦朝是法制严明的社会，随意征用农民做劳力根本不可能；而且更重要的是，秦朝的农民按照士、农、工、商的阶级顺序，地位相当高，从秦代的户籍管理制度来看，如果征召劳动力进行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按照排序中逆序优先的原则严格执行的。秦代户籍档案有详细的记录，第一类征招的应该是属于“贱民”一类的人口，主要包含违法的前国家公务人员，他们知法犯法，在秦朝严格的法制社会中一旦发现立即沦为贱民，高强度和高度危险的工作用他们作为第一梯队，具有惩戒的社会效果。第二类是逃犯类，也是依据法律而言，保释出来又逃脱，不按时服刑逃跑回家的，这些人按照秦律也是不尊重法律的类型，也需要接受劳动改造。第三类，是士、农、工、商排名末位的，一般而言“商”人居多，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各类老板、企业家。那时候企业家、商人算是成分不好的，既不能参与国家公务人员的选聘，也限制某些教育权利，社会有基建项目，当然需要他们参加，这也是劳动改造的一种形式，希望他们好好反思，重入社会。这是我国传统思维方式下的一般思路。说秦始皇敢征用高等级的农民当劳动力，是对于始皇的一种莫大的污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