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文尔雅的对待虽然没有了,但是在社会中还是保留了天子对丘民的守护权利。中国后世的发展,也不断证明给帝王将相看,是不是得乎丘民才能为天子。如果不能善待丘民,孟子说,就只能当诸侯王,是不配也当不了天子的。
在维系得比较好的制度条件下,例如周朝,人民是受到很完善的保护的,但是此后的保护就不完善了。于任何一个丘民而言,只能抱团取暖,而没有特定的国家规定的人为之负完全责任了,隶属关系也随着完全责任制被消除了。国家通过多种制度保障来确保人民的权利,但是人民仅仅剩余了和国家的隶属关系,没有了与特定对象的关系。奴隶有事找贵族,在周朝是必须的;在罗马,恺撒执政之前,他的奴隶有事也是找恺撒,所以据说恺撒还是很忙碌的,多数的时间都在处理“自己的事务”。但是在一个封建制度框架下,依赖的是一个象征性的天子,贵族既然失去了对百姓的权利也就失去了大部分义务。当然孟子还是希望能让他们尽量保留一些权力,因此说:“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诸侯要按照天子的命令去执行,才能保住诸侯。而“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因此,这时候丘民就间接被管理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诸侯要替天子维护好与百姓的关系,因此就让其手下的大夫来具体负责这些事情了。大夫是公务员,因此此时公务员是为百姓服务的中介机构和人员,目的是让诸侯满意,让天子满意。原来的直接管理体系变成了代理管理体系。
当然天子的理想仍旧是恢复周朝的管理模式,也就是大夫能负更多的责任,但是此时大夫已经仅仅是中介管理者了。在意识形态和法律秩序双管齐下的情况下,这种治理模式还是有很大的效果的,治理得好,还是会出现盛世的。但是温文尔雅的周朝,已经很难恢复了。(www.xing528.com)
这里虽然写的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变,但是事实上这个转变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并不是在战国和秦一代就完成了。周朝维系完好的礼教制度,随着责任的逐步散失,到了秦朝的时候只能依赖严格的律法来维系硕果仅存的社会秩序。秦始皇之后的传位之争,直接导致了秦朝的秩序涣然崩塌。汉朝比较小心翼翼地尝试恢复周朝的意识形态。汉朝初年如履薄冰,皇族谨守周朝留下来的道统,在危险的边缘,在秦制的约束下起舞,终于建立起一代盛世。到了汉武帝时期已经有点飘飘然,底气渐渐充足,开始改变制度,并且试图对意识形态进行较大改变。然而有为的结果就是战火重燃,人口减少40%。武帝晚年虽然后悔了,但是为时已晚,汉朝还是走上了盛极而衰的路。从春秋到秦汉是意识形态大变革的年代,加之我国上古意识形态的大量文字灭失和删改,于是造成了后世对于之前的历史越发不了解了。
西汉的尝试是后世进行制度调整的典范。这套制度一直延续到唐朝中后期才开始大涣散,开始向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演进。汉唐的理念还是封建的,只对周朝的奴隶归属系统进行最低限度的必要改变,尽量延续一种较高的隶属和责任系统。这套系统最好地保留了意识形态的稳定性,加上法制辅助,就可能恢复一个较好的秩序状态。但是时间不等人,责任的旁落似乎是历史的趋势,自然的衰微和人道的兴盛此消彼长,成了一个难以撼动的以经济为基础的演化变迁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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