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能源转型对能源安全的影响

第一次能源转型虽然实现了油气对煤炭的替代，但只是完成了一种不可再生的能源资源，对另外一种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仍旧走的是一条依赖资源的发展路径，并没有解决好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中提出的发展资源瓶颈问题。在资源依赖型的能源体系中，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能源需求；并且由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在地理分布上过于集中，导致了大多数国家的能源供应安全对少数国家的依赖，这种资源分布的地域依赖导致的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威胁能源进口国的供应安全；依赖能源出口的国家也受到“资源诅咒”^[7]；那些资源贫瘠的国家也因难以支付石油账单，而无法实现经济发展，能源贫困和公平现象严峻；另外，化石能源开采的难度和成本逐年增加，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更导致了大气污染、气候变化等环境安全问题。

然而，第二次能源转型是以技术为导向的，在技术依赖型的能源体系中，由于技术具有不断进步、可叠加、可积累、永不退步的属性，从而导致发展的不断更新，发展的成本不断下降，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技术依赖与资源依赖最大的不同在于，资源是有限的，资源的利用严格排他，而技术没有有无之分，只有先进和落后的区别，落后的技术经过不断发展，可成为先进的技术，同时技术也可以模仿和学习。因而，技术依赖型的能源系统将可能重塑国际能源关系：能源供应将不再是少数国家的专长，技术突破使每个国家都有了实现真正的能源独立和安全的希望。竞争所带来的结果也迥然不同：资源依赖框架下各国强调对能源的占有和控制，竞争的本质是零和博弈；技术则可以分享、模仿和学习，竞争将推动技术不断向前发展，即便各国的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但有益于人类整体的进步。

能源系统由资源依赖向技术依赖转型将可能成为稳定“能源三角”的最有力工具。依托技术，人类就可以将优质丰富、清洁低碳的可再生能源转化为源源不断的能源供应，进而保障能源可及性与安全和环境可持续性。并且，非化石能源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生产和运营成本随时间推移而下降，具有显著的技术扩散和经济乘数效应，已经成为各国拉动投资和就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自2002年联合国开始可再生能源行动计划以来，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就业人数从不到100 万人，至2018年已经超过了1 000 万人，增长了10倍多。预计到2050年化石燃料行业会减少740 万个工作岗位，但在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电力等行业新创造的岗位将达到1 900 万个，净增1 160 万个就业机会^[8]。技术依赖型非化石能源产业的发展，将为世界经济增长与发展带来新动能。由此，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将能够很好地平衡“能源三角”各维度之间的关系，促进能源系统向更经济、环保和安全的状态转型。(www.xing528.com)

在实践中，技术进步已为能源的发展划定了三条红线：美国的页岩油气技术成本的下降为全球的油气价格画了一条红线，高油价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光伏发电成本的下降为未来的发电价格画了一条红线，电力价格呈现单向的下降趋势；电动汽车的出现与发展给石油大亨的行为画了一条红线，他们不能再以石油断供相要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