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语言学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流二语习得研究只以自然生成的观点看待语言学习,不考虑学习过程中个人因素、社会因素和交际因素对语言学习的影响,对性别与语言学习的关系问题自然也不予关注。直到社会语言学即语言变体研究在二语习得研究中占得一习之地之后,性别因素对语言学习的影响才逐渐受到关注。但语言变体研究通常把性别和其他社会因素如种族、民族、社会阶层等因素放在一起,被当作一个固定的预先存在的社会变量,在数理统计中测定它和语言变量的关系。后来的语言与性别研究对这种研究视角提出质疑,认为它将复杂的性别问题过于简单地当作数理统计中的一个变量,而且单方面认为性别是影响语言实践的因素,而没有考虑到语言实践对性别身份的影响(Ehrich,2001)。
二语习得研究对语言与性别关系的另外一种研究取向是探究性别差异对学习者社会行为、认知能力和语言习得能力的影响。研究人员通过对学生考试分数的统计分析指出:女性语言学习者比男性语言学习者的二语习得能力强。这种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到广泛认可,直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男女语言能力实际上并无差异。于是学者们认识到不应过于简单地认为语言能力与性别差异有关。人们逐渐开始从更多层面探讨二语习得中存在的性别差异。例如,Oxford等(1989)指出男性女性倾向于采用不同的学习策略学习二语。而女性因为采用更多更有效的学习方法才比男性学习成绩好。但Ehrich(2001)却认为,学习方法是学生在不同的种族、民族和社会文化环境中习得内化的,与不同的社会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因而单从性别差异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难免有失片面。(www.xing528.com)
由此可见,早期语言与性别研究多集中在20 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之间,它们以不同视角在单一语言环境或二语环境中论证了语言习得与交际中存在的性别差异,揭示了性别、语言和话语权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其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性别与语言的关系做出了卓越贡献。然而,在对现有文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早期语言与性别研究大多属于二元研究,它们忽视了同性别群体内部交际特征的差异性,以及不同性别群体交际特征的相似性。此外,还忽略了具体语境对语义的影响,以及语言使用对性别塑造产生的影响。为此缘故,自20 世纪90年代初开始,语言与性别的二元研究遭到批评,学者们纷纷指出该类研究对性别和语言关系的总结过于笼统僵化,模糊了不同文化之间以及同一文化内部不同性别语言特征的差异性(参阅Coates,1998;Ehrich,2001;Pavlenko,2001a,2001b,200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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