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经济学始于20 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尔萨克（Marschak，1965）首次提出语言经济学的概念，认为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具有与其他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价值（value）、效用（utility）、费用（cost）和收益（benefit），即语言能够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在经济活动中通过对价值规律的充分遵循，从而形成由使用价值向价值的转变。鲁宾斯坦（2004）认为，经济学与语言优化方面的探求密切相关，对这4 个方面的分析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成为语言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语言经济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其研究问题涉及语言学领域与经济学领域的多重研究交叉点。宁继鸣（2000）的博士论文是国内语言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重要成果。2005年成立的山东大学语言经济学研究室是国内第一个语言经济学研究机构。语言经济学研究者的研究重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研究问题：语言技能与个体工作收入间的关系；语言与贸易间的关系；语言政策的成本与收益等（Gazzola，2014：15）。Coulmas（1992：20）分析了语言与经济间的两种互动关系：其一是经济发展如何影响语言的出现、扩张及衰退；其二是语言变量如何促进或限制经济的发展过程。现阶段，语言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大多围绕着第二重关系展开：徐珺、自正权（2016：4）实证探讨了语言变量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贸易的影响；李增刚等（2013：34）考察了语言变量与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之间的关系；周念利等（2010：68）分析了语言变量与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潜力间的关系。张卫国等（2007：96）论证了语言与劳动者工作收入间的关系。
简言之，语言经济学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处于发展初期。有关语言经济价值的研究还只是停留在理论推理上，少量的定量实证研究也由于数据的缺失和统计计量方法的局限性，很难做出精确的估量和准确的判断（Pym，2017：366）。(www.xing528.com)
从表面上看，语言能力与经济效益没有直接的关系，语言能力的强弱也不会对一个国家经济效益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提升产生直接作用，但是，语言能力的提升会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付诸实施和不断深入，我国与沿线各个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将日益增多，而此时语言的沟通能力和桥梁作用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沿线国家语言众多，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不尽相同，这就需要大量合格的翻译与语言服务人才。
我们认同李现乐（2016：3）在“语言服务的显性价值与隐性价值——兼及语言经济贡献度研究的思考”一文提出的观点：“从语言服务的市场化程度、受关注度和效益可量化程度角度，可以把语言服务的价值分为显性价值和隐性价值。专业语言服务和外语类的语言服务多体现为显性价值，行业语言服务和母语语言服务的价值多体现为隐性价值。语言服务的价值研究为语言经济贡献度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和有效路径。语言经济贡献度研究需要关注多语种、多形态的语言服务，综合评估其多重价值表现。做好不同层面的语言规划和语言经济规划则是开发语言服务价值的重要保障。（李现乐，2010；李现乐，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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