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一带一路”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也不仅仅是一个愿景，它已成为中国对外开放以及新全球化的一个切实行动。“一带一路”涵盖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人口的60%，涉及亚欧非及中东地区共数十种语言。“一带一路”的核心是“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得以实现的基础是语言互通。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资源，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通过语言，人们达到交流思想、表达情感、认知世界、推动世界进步与文明。语言也是文化的载体，不同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成果大多靠语言得以保存、传承和传播。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并实施后，人们对语言的本质及其功能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
语言服务这一形态已有悠久历史，但直到2008年“语言服务”这个术语出现，到真正进入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也才走过短短十多年的历程。这期间，国家政府部门针对语言服务既有顶层设计，又有具体部署。学界、业界针对语言服务也展开了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和思考，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我们认为，专家、学者和语言服务业内人士的研究是有意义的。“语言服务概念的提出，体现了我国学者语言观的发展与进步”（郭龙生，2012：2）。
然而，冷静分析我国语言服务的研究文献，不难发现，语言服务领域还存在着许多值得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的问题。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语言以它的物质结构系统，承载着丰富、厚重的社会文化信息，为社会所利用，能够产生社会效益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效益，所以是一种有价值、可利用、出效益、多变化、能发展的特殊的社会资源”（引自吴楠：“语言服务成为语言经济学研究的新拓领域”。中国社会科学网，2014年11月26日）。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它在服务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的价值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具体到语言服务研究，“研究质量不高，研究议题缺乏深度，研究方法单一”（姚亚芝、司显柱，2016：1）；“研究内容、方法、视角和理论概念诸方面存在不足”（张文、沈骑，2016：3）；“文献数量不多、研究广度和深度有限、理论视角不够开阔、研究内容和结论相对零散、尚未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仲伟合、许勉君，2016：6）；“未来应主要侧重从产业经济学高度对语言服务业的产业定位、产业组织、关联、布局等问题和语言服务产业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建立等方面进行研究”（姚亚芝、司显柱，2016：1）。(www.xing528.com)
自20 世纪60年代起，语言渐渐进入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作为特殊资源的语言，是人类最主要的交际工具，是保存各个民族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最主要的载体。同时，语言也是一种有价值、可利用、出效益、多变化、能发展的特殊社会资源。
从表面上看，语言能力与经济效益没有直接的关系，语言能力的强弱也不会对一个国家经济效益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提升产生直接作用，但是，语言能力的提升会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我国与沿线各个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将日益增多，而此时语言的沟通能力和桥梁作用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沿线国家语言众多，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不尽相同，这就需要大量合格的翻译与语言服务。
笔者认同李现乐（2016：3）在“语言服务的显性价值与隐性价值——兼及语言经济贡献度研究的思考”一文提出的观点：“从语言服务的市场化程度、受关注度和效益可量化程度角度，可以把语言服务的价值分为显性价值和隐性价值。专业语言服务和外语类的语言服务多体现为显性价值，行业语言服务和母语语言服务的价值多体现为隐性价值。语言服务的价值研究为语言经济贡献度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和有效路径。语言经济贡献度研究需要关注多语种、多形态的语言服务，综合评估其多重价值表现。做好不同层面的语言规划和语言经济规划则是开发语言服务价值的重要保障。”（李现乐，2010；李现乐，2016：3）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