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代理理论简介与应用分析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经济学家不满Aroow-Debreu的企业“黑箱”理论，在深入研究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时，提出并发展了委托代理理论。李维安和郝臣（2015）指出：“委托代理理论是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中最为主要且发展最快的分支之一，研究对象是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力，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过程中所形成的关系。”[179]

委托代理关系产生于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公司组织形式逐渐层级化形成分权结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专业化分工更加明确，资本所有者不能适应经营管理的复杂性，职业经理人借助知识、能力和精力形成人力资本专用性优势，可以接受委托代理经营企业。二是公司融资多元化。企业发展面临的资金需求使企业投资者由单一化向资本社会化转变，但多数的出资者在企业充当着小股东的角色，他们不愿也较少能够直接参与公司治理与经营管理，此时董事会提名聘任、受雇于股东的总经理及其团队才是企业经营决策的真正管理者。

根据现代企业理论，现代公司中两权分离，所有者通过签订契约的方式授予经营者代行其权力，这种契约关系就是委托代理关系，企业所有者为委托人，而企业的经营者则是代理人。不管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委托代理关系都普遍存在。

在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一般情况下，由于经营者是企业发展情况信息的“内部人”，深谙企业所有的信息，始终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企业所有者作为委托人则完全把代理权交由经营者去经营管理，无法直接获得企业经营管理的相关信息，长期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只能被动接受代理人的各种日常经营决策，这种结果是代理人的行为和外部随机因素共同形成的。

在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权利不对称。经营者拥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但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却属于所有者。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组合，而由于未来的不确定，契约双方不可能拥有全部的信息并保持绝对的理性，因此契约总是不完备的。Hart和Moore（1995）将控制权分为特定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180]。特定控制权是契约中明确规定的具体权力，由经理拥有；而企业中没有明确界定如何使用的权力，决定资产在最终契约所限定的特殊用途之外如何使用的权力为剩余控制权，由董事拥有。与剩余控制权对应的剩余索取权，是由所有现金流减去其他各种承诺支付后所剩净现金流的要求权，主要表现为收益分配优先序列上“最后的索取权”。股东以其出资为限承担有限责任，拥有法律意义上的终极所有权，也包括剩余索取权。这样公司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并不对称统一。(www.xing528.com)

在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效用函数不对称。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下，企业所有者追求利润最大和资本增值；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并非企业的完全所有者，其努力工作可能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可能承担全部的成本却仅能够获取少部分的利润，另一种是可能只需要承担少部分的成本，但能够获得额外消费所带来的全部好处，这导致代理人更喜欢追求额外消费带来的好处。所以，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利益冲突导致代理人追求自身利益而违背股东的意愿，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损害股东的利益，追求最低利润约束下的销售规模最大化，以实现更高的薪酬、更多的在职消费和更宽裕的闲暇时间。

综上所述，由于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权利分配不对应和目标函数不一致，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这就决定了委托人必然要对代理人建立并实施必要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当然，监督和约束代理人的行为会发生代理成本。代理成本最初是Jensen和Meckling于1976年提出，是指由于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而使公司价值遭受的损失，具体分为监督成本、担保成本和剩余损失。监督成本指委托人激励和监督代理人的成本；担保成本指代理人为了取得委托人的信任，保证自己不会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而做出承诺所花费的代价，也称为自我约束，例如，股东向债权人承诺在付清利息前不发放股利；剩余损失是相同条件下，代理人决策和委托人决策间的差异[13]。

因此，委托代理理论主要探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代理人激励问题，建立能使“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最大程度匹配的激励机制，使委托代理关系下企业的各种代理成本达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