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生命周期与非效率投资关系分析

企业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其生产经营、组织特征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也会呈现不同的特点。

国外基于动态思想研究企业并购和生命周期的文献已有体现。Ritter和Welch（2002）发现并购过程与企业生命周期有关[157]。Davis和Stout（1992）发现企业在衰退期由于“组织惰性”而不太可能发生并购活动[158]。Owen和Yawson（2010）发现处于成熟期的企业发生并购导致企业生命周期与主并企业留存收益显著正相关[159]。但直接研究企业生命周期与投资效率的文献少见，Mueller（1972）用管理者行为解释了为什么企业会经历生命周期[160]。Jawahar（2001）发现成长期的企业管理者会因职业防御而做出有损股东利益的投资行为[161]。

国内学者直接研究企业生命周期与投资效率的文献也很少。李云鹤、李湛和唐松莲（2011）从企业生命周期动态发展角度研究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问题，并检验公司治理机制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随着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发展，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呈现出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而投资不足并没有显著的变化。在非效率投资治理方面，过度投资组两职合一在成长阶段能显著抑制过度投资，而在投资不足组，成熟阶段两职合一反而会加剧投资不足[162]。李云鹤和李湛（2012）引入企业生命周期因素，研究管理者代理行为与公司过度投资之间的动态关系，并检验公司治理机制的动态治理效果。研究发现，管理者代理行为随企业生命周期动态变强，但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却不断减弱[95]。曹崇延、任杰和符永健（2013）从企业生命周期角度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进行实证研究，比较成长期阶段，企业处于成熟期和衰退期时更易发生过度投资行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可供支配的自由现金流存在差异[163]。(www.xing528.com)

之后也有一些国内学者依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动态研究企业非效率投资问题，但研究非效率投资的成因并非管理者行为，分别是内部控制质量（刘焱，2014[164]）、财务弹性（马春爱和韩新华，2014[165]）、公司债发行（黄伟麟和贺晋，2015[166]）、股利决策（罗琦和李辉，2015[167]）、高管真实业绩操控（赵玉明，2016[168]）、CEO权力配置（王嘉歆、黄国良和高燕燕，2016[169]；谢佩洪和汪春霞，2017[170]）、网络位置特征（沙浩伟和曾勇，2016[171]）、异质性债务（魏群，2018[172]），他们均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发现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企业非效率投资具有一定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