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的约束方法

在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影响的研究基础上，部分学者也从产权性质、公司治理、政治关联、会计稳健性等角度出发，进一步深入研究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非效率投资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1）产权性质

梅世强和位豪强（2013）对比研究家族和非家族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家族上市公司的管理者比非家族上市公司的管理者更容易过度自信，且更易于做出过度投资的决策[135]。吴传清和郑开元（2017）研究不同产权性质下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发现民营企业的管理者过度自信更易导致过度投资，国有企业管理者过度自信更易导致投资不足[136]。

（2）公司治理

马润平、李悦和杨英等（2012）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这一心理因素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并检验了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对它的抑制作用，研究表明，现有的公司治理机制并不能对这种非效率行为进行有效约束[117]。李婉丽、谢桂林和郝佳蕴（2014）以2007—2011年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在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间的调节作用，发现较高的公司治理水平能缓解过度自信管理者的过度投资倾向，也会减弱过度自信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间的关系[137]。

胡国柳和周德建（2012）对股权制衡、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过度投资进行研究，探讨了股权制衡对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企业投资过度的治理效应，发现股权制衡度越高越能有效降低管理者过度自信引发的过度投资[138]。李建英、赵美凤和周欢欢（2017）探讨了不同现金流水平、股权制衡度及制衡股东性质对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间关系的影响，发现充足的现金流加剧了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间的关系，股权制衡在两者关系中能起到一定的治理作用，且股权制衡度越高治理效果越明显，非国有股东的制衡效果较国有股东好[139]。

王艳林和薛鲁（2014）以2007—2011年沪深A股4542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在自由现金流不足和充足的两种情况下，董事会治理对管理者过度自信引发的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的影响，结论表明，在现金流充足的情况下，董事会规模和两职合一加剧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下的过度投资；而独立董事比例则对管理者过度自信引发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没有起到抑制作用，与企业自由现金流持有量无关[140]。陈夙和吴俊杰（2014）在管理者过度自信与非效率投资研究中综合了投资风险和融资风险，并分析董事会结构在两者间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风险和融资风险均有显著的影响，引发非效率投资行为，而董事会独立性在两者间有显著的反向调节作用，董事会规模调节作用不显著[141]。胡国柳和李少华（2013）选取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6—2010年数据为样本，研究董事会勤勉在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过度投资影响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会引发过度投资，但董事会勤勉既与当年过度投资水平无显著相关性，也不能改善企业下一会计年度的过度投资水平，可见董事会勤勉对管理者过度自信所导致的过度投资没有显著治理作用，研究最后通过董事会非有效性对结论进行了解释[142]。饶育蕾和王建新（2010）研究认为CEO与董事长两职分离可以提高企业绩效，并能控制因CEO过度自信而引发的非效率投资行为[107]。李忠民和仇群（2010）不仅使用了实证的方法得出了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倾向于投资过度的结论，而且通过实例分析证实独立董事制度对过度投资有一定的抑制作用[143]。(www.xing528.com)

（3）其他调节作用

胡国柳和周遂（2013）以上市公司2007—2010年数据为样本，并按产权性质对样本数据进行分组，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及会计稳健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企业过度投资，国有企业中这一现象较民营企业更为显著；在治理非效率投资方面，会计稳健性可以约束管理者的非理性行为，治理效果方面国有企业却弱于民营企业[144]。

胡国柳和周遂（2013）研究不同政治关联类型在管理者过度自信影响非效率投资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政治关联背景越强越易引发管理者产生过度自信心理，企业因此可以缓解投资不足，但却加剧了过度投资[145]。

吴超鹏、吴世农和郑方镳（2008）通过研究发现管理者学习行为可以有效地控制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心理偏差[146]。

国内外学者应用各国不同的数据，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和实证研究的不同方法，依托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不同计量方式均得出相似的结论，这也充分证明了管理者过度自信确实会对企业非效率投资产生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