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福利：平衡信息可用性和应用能力

5G超链接时代的信息鸿沟问题将进一步深化当前社会的不平等结构，在阻碍社会融合的同时也不利于社会共同体的发展。对此，政府应该与社会达成共识，通过政策积极应对。数字福利政策可根据数字鸿沟的类型区分信息可用性和应用能力而制定。同时，政府还应该从提供社会必需品等公民基本权益保障方面积极考虑社会福利。

基于上述观点，政府在制定数字福利政策时充分考虑信息的使用程度和应用能力以外，还应该将信息的可用性和应用能力看作是数字时代的社会福利范畴内容。这意味着，从可用性和应用能力等方面来看，政府为消除信息鸿沟制定的政策目的不应该局限于消除“信息富人”和“信息穷人”之间的差异，更应该追求超链接时代的数字福利或数字融合社会。

对于超链接时代的信息鸿沟问题，政府不应该简单看作是技术和经济带来的差异，应该从社会、文化差异进行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只有从认识上发生转变，才能通过扩大数字信息福利，真正提高每个人的生活质量，成为促进社会参与和融合的政策出发点。

从前面介绍的美国和欧盟的例子不难看出，在消除信息鸿沟方面，政府更愿意采取数字信息福利、数字融合等事先预防性的政策而不是事后应对。数字福利政策的本质并不是对ICT应用差异等社会不平等的补充和完善，而是探索建立平等社会机制的一种尝试。

在数字福利政策的范畴中，信息可用性被认为是超链接时代用户能够应用互联网的“普遍接入”（Universal Access）权利。也就是说，在ICT基础设施成为生活必需品的情况下，社会上应该保障所有公民拥有接通网络的权益。通过这种政策向人们提供通信普遍服务的同时，还可以实时针对老年人的移动通信话费减免制度、对信息通信辅助设备的研发与普及、对信息弱势群体的电脑普及项目等多种优惠制度。

在超链接时代，为了提高人们的信息可用性，最应该受到关注的政策就是普遍服务（Universal Service）。普遍服务是指政府为了让人们维持基本生活而提供的最基本通信使用权，是一种政府通过政策补贴保证人们通信服务使用权的一种制度。事实上，普遍服务作为市场机制中最为核心的数字福利政策，是需要庞大财政支持的一种政策。

世界各国根据本国的立法目的和提供范围等，实施不同的普遍服务制度。一些主要国家从超链接时代的信息可用性观点出发，将提供普遍服务的范围扩大到互联网上。

随着世界主要国家将信息的可用性权益扩大到超高速互联网上，韩国也将普遍服务的提供范围扩大到了超高速互联网上。换句话说，政府是为了更好地准备超链接时代，扩大了数字福利范畴。具体内容包括：从2020年1月1日起，韩国公民可以在全国各地享受超高速互联网；全面禁止在农村和渔村等一些偏僻地方，电信公司以高成本为由拒绝提供超高速互联网服务等行为。

这意味着超高速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或不可缺的必需品。通过上述制度的安排，以前电信公司不愿意建设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偏远地区的人们，同样可以享受超高速互联网服务，这有利于消除偏远地区信息鸿沟，提高人们生活便利性。

事实上，普遍服务是保障所有公民以合理的通信费随时随地享受互联网服务的一种“基本权益”。为此，政府应该积极落实这种普遍服务制度，在5G超链接时代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下，保障人们的信息可用性。探讨在普遍服务中纳入超高速互联网，从而提高公民用网速度的同时，还应该积极探讨将移动电话纳入到普遍服务中。

从数字福利政策范围看，针对不同阶层在信息应用能力方面的差异，可以通过培育数字化公民、提高用户自身的能力去消除。这意味着，政府应该通过政策积极培育参与超链接智能信息社会、具有责任感的公民。而这种培育数字化智慧公民相关的政策方向就是数字融合。数字融合是指在超链接社会防止人们在信息技术的可用性与应用能力差异方面出现被排斥的现象。

如前所述，为了培育数字化智慧公民，政府应该推动制定增强公民传媒素养的法律依据、指定具有专业能力的主管部门、确立国家的统筹规划与蓝图、扩大基础设施等数字融合措施。(www.xing528.com)

尤其是提高信息弱势群体信息应用能力的教育培训非常重要，这种教育培训有利于政府缓解在数字融合政策中由于获取错误信息而导致的矛盾，有利于实现社会融合。近几年，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表示，担心由于使用偏向的信息导致矛盾加深的情况发生。

由于互联网上种族主义、憎恨、骚扰等有害垃圾信息的传播，网络空间被指为滋生不信任与矛盾的温床。在美国、欧洲、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选举中，互联网和社交传媒成为传播虚假信息的通道，个人信息、发帖、搜索等被选举活动恶意利用。对此，也有人对数据的流通和算法设计有可能会被加以政治目的和商业意图所操作而深表担心。

韩国言论振兴财团通过分别在真实的新闻和网络谣传中精选2篇真实新闻和4篇虚假新闻，共整理出6篇文章之后，在1084名20～50岁的成人中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令人大跌眼镜，猜对真假新闻的人竟然不到1.8%（19人），有76.2%的人表示听说过虚假新闻。该数据表明，在韩国每100名成人中，就有76人接触过虚假新闻，其中只有不到2%的人能够分辨新闻的真假。随着虚假信息的广泛传播，将造成更多的社会矛盾、人们对媒体的不信任等诸多问题。

上述偏向的信息使用和虚假信息的传播等正在成为5G超链接社会的新问题。为了更好地预防这些问题，政府应该通过数字福利政策引导人们在快速变化的媒体环境中使用更加安全、道德、具有生产力的信息。也就是说，政府应该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重点解决由偏向的信息扩散加深世代间隔阂与代沟、社会舆论被扭曲等问题。随着虚假新闻成为社会问题，美国政府正在积极准备将媒体教育纳入正规的教育范畴。

美国华盛顿州已经通过了《传媒素养、公民的数字意识、互联网安全教育加强法案》，加利福尼亚州也开始为公民提供正确评价互联网新闻的传媒素养教育，并且正在推动将传媒素养教育纳入正规教育课程的法律法规制定。^[5]

最后，政府应该对数字福利相关政策进行有效的结构调整。不应该和过去一样，把数字福利简单看作是缓解信息可用性和应用能力问题的手段，更应该将其纳入社会福利范畴。

与过去不同，在超链接时代新的设备和服务将得到快速传播，信息鸿沟的表现和影响也将和过去截然不同。在短期内智能设备应用的剧增和日益加速的发展过程中，除了传统的可用性差异，还会出现应用程度与意识的差异。在此情况下，仅靠聚焦在解决信息可用性和应用能力问题的政策很难有效地满足人们对数字福利的需求。

为此，政府不应该将数字福利政策范畴局限在提高ICT的可用性与应用能力等方面，而是通过与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的政策相结合，从宏观层面推动数字融合政策，从而保障公民的通信基本权益。^[6]

代表韩国基于数字融合观点推动的数字福利政策，有首尔市的“提升成人阅读能力”计划，其中包括“数字生活阅读能力教育”“新建数字阅读能力学堂”等。“数字生活阅读能力教育”是指介绍智能设备与无人自助设备使用方法的媒体内容，专门为数字弱势群体开发普及；“新建数字阅读能力学堂”是指到2022年在韩国各个地区建设26个用于提供数字阅读能力教育的学堂。目前，韩国各个地方政府都在推动这种数字福利项目。

此外，还有一些政策和措施虽然与信息应用没有直接联系，但是从数字福利观点来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包括中央政府对以各个地方政府为中心，开发普及的地区综合媒体内容的支持、引导居民福利服务机构提供数字福利、扩大对领取基本生活保障金（65岁以上）阶层的通信费减免、在综合社会福利馆、老人/残疾人/青少年活动中心等社会共同体和社区空间安装wi-fi、基于资产等数据提供精准服务的“福利会员资格”（Member Ship）等。^[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