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与连接的幸与不幸在平台时代

平台经济不允许有垄断，而是重视效率和连接性，加上还具有开放性，谁都可以参与，因此引领者很难保持既得权力。相反，这为新加入市场的后起之秀提供了有利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没有经验的创投企业可以用较少的资本和奇思妙想就可以胜出的理由。优步和来福车都是从一个构想起步的商业平台。

但是，从传统的财务观点来看这些新兴公司的话，不免让人心生疑惑。尽管优步和来福车每年亏损1万亿韩元左右，但是这两家公司的市值却分别突破了80万亿韩元和25万亿韩元。优步是一家不拥有一辆汽车的出行企业，但是市值却超过了大众或现代等传统汽车公司。即使亏损再多，由于公司的价值远大于亏损额，所以没有理由倒闭，未来前途更是一片光明，因为移动出行产业正在从传统方式转型为平台方式。

尽管有着天文数字般的亏损，但是仍没有妨碍优步和来福车晋升为平台商业主角的原因是什么？优步和来福车最大的资产是数据。乘客使用优步时，打车费只是优步的收入来源之一。在服务的各个环节产生的所有数据，都会为公司带来不菲的收益。通过这些数据，公司可以更好地掌握在哪里发生的订单更多、路线是怎样的等信息，从而可以了解城市人口和物流的移动出行信息。这种数据在日积月累之下变成大数据，而大数据又会催生另一个新行业的产生和发展。

韩国的移动出行平台市场上除了“SoCar”和“Kakao Taxi”之外，还出现了“TADA”等网约车平台，对此用户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当然，这些网约车平台受到了出租车业界和司机的强烈抵制，代表新兴势力的网约车公司和代表传统势力的出租车行业之间的矛盾一度达到顶峰。这看起来像是主导权之争，但是网约车公司并不把出租车公司看作竞争者，而是把出租车市场看作需要升级的“过去式”产业结构。网约车公司不仅注重市场本身，更多关注聚焦于即将到来的未来，向着以共享汽车文化、无人驾驶汽车为主的时代加快前进的步伐。

共享汽车平台商业的前景一片光明。拥有一辆汽车需要花费不少成本，这只会让人囊中羞涩。从私家车的性价比来看，一人一车是性价比最差的，而不必要的闲置资产相当于浪费社会资源。当前在废气和雾霾等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网约车商业模式既可以缓解这些环境问题，同时又能增加人们的收入，简直是一举两得。总而言之，平台商业通过供需双方和平台等三方之间的共享和连接网络，正在建立新的生态圈。

共享和链接属于社会价值。而社会价值的属性，使其看起来更加注重公共利益，而不是公司利益。事实果真如此吗？公司如果不追求利润，就会关门倒闭。平台公司自然也追求利润，只不过他们追求利润的手段是数据的扩张。通过采集数据，网约车平台和共享住宿平台公司分别聚焦“出行移动”和“住宿偏好”，为用户提供精准的定制服务。(www.xing528.com)

平台公司可以将数据作为自己的有力资产，与具有庞大资本的企业相互竞争。平台公司的生产、物流等成本远小于传统公司。数据就是资本，因此，有些人称之为“数字资本主义”，^[1]而数字资本主义已经开始推动市场的升级换代。在韩国，“TOSS”（韩国最大的移动支付应用）以快速便捷的转账服务而闻名，提供该服务的Viva Republica公司（总部位于韩国的金融服务应用开发商）市值突破了1万亿韩元，一跃成为独角兽企业。而这家公司推出的服务平台，可以与任何一家银行交易，在韩国市场上掀起一阵热潮。

随着市场结构转型为数字化平台，劳动形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与过去不同，平台劳动力不再受聘于某个特定公司，可以自主选择工作时间和工作量，通过为劳动力需求者（客户）提供相应的劳动而获得收入。这种就业岗位被称为“零工工作”（Gig Work，独立的工作岗位），而零工工作创造的经济被称为“零工经济”（Gig Economy）。爱彼迎、优步、来福车等共享经济平台就是典型的例子。韩国也有“外卖的民族”、Yogiyo等通过App提供送餐服务的外卖公司和才艺共享平台Kmong等。通过Kmong应用可以提供营销、翻译和口译、编程、设计等多种行业的劳动力。目前，Kmong应用公司已经累计吸引了110亿韩元的投资，广受市场瞩目。

随着平台市场的发展，零工工作和零工经济正在不断壮大。2018年年初，优步与全球超过160万名司机签订了独立承包商（Independent Contractor）形态的“合作伙伴”合同，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在2015年发布的报告中指出，“截至2025年，零工经济创造的附加值规模将达到2.7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2%，全世界约有5.4亿人口将享受零工经济的红利”。

德国率先提出第四次工业革命概念，并通过积极制定“工业4.0”战略，为未来产业指明了发展方向。与此同时，德国还从国家层面制定了“工作4.0”（Arbeit 4.0）计划。据韩国雇用信息院和科学技术政策研究院发表的《未来研究报告》显示，到2020年，韩国的平台劳动力将成为全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会对韩国社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影响。

韩国政府和企业应该立足于战略角度，展望平台商业的发展和就业岗位的增加。法律与制度的重心将被重新定义，而在这种转变之下，韩国政府应该积极探讨建立符合数字化平台代替的产业环境和社会制度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