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关联降低了银行在信贷决策时对企业财务状况及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的关注。一方面,政治关联企业的风险相对较低。政治关系作为一种声誉机制,意味着企业拥有政府的隐性担保,当陷入财务困境时,政府补助能够保证贷款的偿还,降低银行对其违约的预期成本(Faccio et al.,2006;孙铮等,2005、2006;方军雄,2007)。政治关联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较低,因而银行会放松对其的风险控制。而非政治关联企业没有政府的担保支持,银行所需承担的信贷风险较高,出于谨慎原则,银行更为关注企业自身资质和信用,强化监督效应,因而提升了对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的识别能力。另一方面,从银行角度来看,将信贷资源配置给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有助于银行与政府之间建立联系,获得政治收益,因此,对于政治关联企业,银行也会主动放松审查包括归类变更盈余管理在内的财务信息真实性的力度,对于在风险控制范围内的归类变更行为更是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而我国企业的政治关联比较普遍,由此导致识别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的动力不足。
在银行信贷资源配置的过程中,企业政治关联的影响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广泛讨论。政治关联企业的债务融资门槛较低,信贷资源倾斜现象严重(孙铮等,2005;方军雄,2007、2010;张敏等,2010)。Cull&Xu(2005)发现企业通过贿赂政府官员,建立政治关联以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Faccio et al.(2006)发现政治关联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救助和银行贷款。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分析了董事、高管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信贷融资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关系能帮助企业扩大银行贷款规模,延长银行贷款期限。宋增基等(2014)从民营企业家参政的角度,发现含有国有股权的民营控股企业比未含有国有股权的民营企业在信贷规模和期限结构上得到更多的优惠,且国有股权和民营企业家参政两种政治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替代效应。陈耿等(2015)认为,企业违约风险是影响银行信贷决策的重要因素,银行缩短非国有企业的借款期限结构,以提高风险监控,形成了“所有权歧视”。
正如前文所述,政治关联降低了银行信贷风险,激发了银行对政治利益的诉求,淡化了银行的监督意愿和对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的识别能力。而对于非政治关联企业而言,由于没有政府的隐性担保,难以得到政府支持,银行缺乏“讨好”的动力,从而加强了风险控制。因此相较于非政治关联企业而言,银行对政治关联企业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的识别动力相对不足,提出假说H8.2。(www.xing528.com)
H8.2:对于政治关联企业,归类变更盈余管理能够使企业获得更多的长期借款,而对于非政治关联企业,归类变更盈余管理使企业获得长期借款的效应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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