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盈余管理能力的识别归类变更分析

根据信息风险理论，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是形成信息风险的主要原因，由此衍生了企业管理者的逆向选择和企业道德风险，会严重影响信贷资源配置的效率。较普通债权人而言，银行更可能获得企业的非公开信息，在处理企业的经营和财务信息时具有规模优势，其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成本较低，能更有效地减轻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负面影响，形成“大贷款人监督”效应（Bharath et al.，2008；胡奕明等，2005、2008；孙会霞等，2013）。相比于股东而言，银行更关注的是债务人能否在到期日偿还借款，要求企业在会计信息的处理上持续谨慎，采用更为稳健的会计政策，避免对资产和利润的高估，以控制信贷风险，维护银行自身权益。当企业隐瞒了与风险评价相关的不利信息时，银行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提高企业的信贷成本或者拒绝贷款。银行的高强度监管能够有效降低企业内部的代理问题，从而成为一种公司外部治理机制。

然而，银行对公司的治理作用能否发挥取决于银行对公司财务信息的判别能力。对于银行识别盈余管理的能力，已有研究使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基于美国信贷市场的研究发现，银行对企业的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行为具有一定的识别能力，银行通过提高贷款利率和担保要求，以及缩短期限结构等方式降低企业的违约风险（Francis et al.，2005；Bharath et al.，2008）。然而，Mafrolla et al.（2017）在对意大利等国的中小私营企业的研究中发现，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有助于增加企业的信贷规模。对于我国银行识别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能力，不同学者持有不同观点。陆正飞等（2008）和马永强等（2014）认为，我国银行通常无法识别上市公司的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行为，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债务契约有用性；而刘浩等（2010）、刘文军和曲晓辉（2014）、周德友（2015）则发现我国银行具有一定的识别能力。上述文献表明，我国银行对于会计信息质量的解读能力仍存在较大局限。已有研究指出，我国银行贷款审批权力的上收削弱了“大贷款人监督效应”（陆正飞等，2008；马永强等，2014）。自1998年银行业“垂直管理体制”改革以来，一笔贷款必须经过“一级支行—二级分行—一级分行—总行”的四级审批程序。贷款审批权向上级集中，本是为了缓解银行内部人控制严重、代理成本高的问题，但由于支行更为了解借款企业的经营和财务信息，繁杂、僵化的审批流程降低了信息流通的效率，上级信贷审批部门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掌握程度低于与客户直接接触的支行，反而导致监督受限。(www.xing528.com)

从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的自身特性来看，由于收入和费用在会计账户中的归类存在一定主观性，增加了银行辨别其真实来源的障碍，因此较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而言，归类变更盈余管理更难以被识别。第七章的研究已证明市场并不能有效识别归类变更盈余管理，归类变更会引致核心盈余与未来股票收益率负相关的异象。由于较强的政企关系及政府对银行信贷的干预（下文异质性分析中进一步探讨），再加上信贷审批链条过长等因素，我国银行对企业财务信息真实性关注的动力与能力不足，已经有较多的文献研究表明，银行监督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能力有限（陆正飞等，2008；马永强等，2014；周德友，2015），因此识别隐蔽性更大的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