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证明了反腐败能够对企业归类变更的盈余管理产生抑制作用，在此逻辑下可以拓展的一个问题便是：反腐败对企业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的影响是否因产权性质存在区别。一方面，从反腐败的对象来说，反腐是国企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国企反腐力度持续加码，取得了显著成效。相比之下，民企受到反腐的影响就要小得多。另一方面，国企高管具有“准政府官员”的性质，任免受到政府的干预或影响，对政治环境具有极强的敏感性。面对反腐败高压时，国企管理层出于个人政治前途和职业发展考虑，通常不会选择冒很大的风险来进行会计报表的虚假操纵，也会减少诸如为满足个人在职消费而进行的隐蔽性的归类操纵。而对民营企业来说，其经营管理相对独立，管理层对反腐败的感受不深。且对民企来说，其面对更重的业绩压力，盈余管理程度可能变化不大。
为了考察异质性，在原模型中引入了两个新的虚拟变量，State-owned enterprise（国企）和Private enterprise（民企）。如果企业的性质为国企，则State-owned enterprise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如果企业的性质为民企，则Private enterprise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将这两个虚拟变量分别与Cor×After交互，放入原模型中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5第（1）列所示。可以发现，Cor×After×State-owned enterprise的系数显著为负，而Cor×After×Private enterprise的系数并不显著，即在国有产权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反腐败对于降低企业归类变更的盈余管理程度更有效，这与假说H6.2完全一致，证明了反腐败对企业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的影响确实因产权性质存在区别。(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