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首先,反腐败对企业来说是外生的政策冲击,符合DID对政策干预外生性的要求。最后,样本期间内,除政治以外的其他宏观环境保持相对稳定,不会对实验组和控制组产生差异化影响。
1.样本选择
本章选取2009—2015年沪深主板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剔除了被ST或*ST处理的公司、资不抵债(即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公司、行业-年度观测值不足15的公司及其他数据缺失的公司,最终得到可用样本为5682个。公司层面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CSMAR和万得WIND数据库,市场化水平由樊纲等《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度报告》一书得到。
2.模型的设定
本章主要检验反腐败冲击能否更有效降低腐败企业的归类变更盈余管理,双重差分模型非常适合于这种效应的定量评估。首先,反腐败对企业来说是外生的政策冲击,符合DID对政策干预外生性的要求。其次,党的十八大的召开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时间断点。最后,样本期间内,除政治以外的其他宏观环境保持相对稳定,不会对实验组和控制组产生差异化影响。(www.xing528.com)
一般的DID模型是在仅能获得两期数据时使用,而本章使用的是2009—2015年1200家公司的面板数据集,借鉴范子英和李欣(2014)的做法,构建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6.1),即将常用的DID模型在时间和个体两个维度上展开,以消除时间和个体之间的差异。
模型(6.1)中被解释变量ABSUNCEt代表企业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程度,用绝对值衡量;主要解释变量为企业腐败虚拟变量Cori和反腐败虚拟变量After的交叉项,Control代表控制变量,δi为个体固定效应,γt为时间固定效应。Cori×After系数β的正负号和显著性是关注的重点,如果反腐败可以对企业归类变更的盈余管理产生抑制效应,预计β会显著为负,即反腐败能够抑制腐败企业的盈余操纵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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